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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什么是好的政治、什么是坏的政治，一百个人可能就有一百个看法，不同阵营之间甚至常常为此争得你死我活。然而，对于什么是好的人性、什么是坏的人性，却一定程度上存在“普世价值”—一般来说，人们都珍视诚实、友爱、善良、勇敢与忠诚等等品质，同时鄙弃谎言、冷漠、残忍、怯懦与背叛等等。或许，从这些人性的“公理”出发，反推什么是好的政治与坏的政治，是一种更容易达至共识的方式。简单而言，如果一个制度诱发人性中那些美好的品质，那么它就是一个好的制度，反之则否。
在《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中，英国历史学家费吉斯描述了一个情形：在教师沙姆苏瓦力一九三六被捕之后(一九三八年被枪毙)，哪怕其亲生母亲，对其遗孀与孙辈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冷漠。“由于村苏维埃主席的举报，古尔契拉和六个孩子被赶出自己的家园。全部家当放在一辆马车上，他们走了二十公里，来到了沙姆苏瓦力的母亲及其长子住的叶克舍尔村。他们有一栋两层楼的大房子，尚有空置房间，但拒绝收容他们。沙姆苏瓦力的母亲告诉古尔契拉，她的房子已经住满，不能让她搬进去，甚至不愿向长途跋涉的孩子们提供食物 ……受到婆家的拒绝后，古尔契拉只好租得一个村边房间。古尔契拉和孩子们在村里一共住了十五年，很少看到拒绝往来的沙姆苏瓦力一家。她回忆道：‘最痛苦的是看到他们走过我们的街道 —肯定没有人监听 —仍然不跟我们说话，甚至连一声招呼都不打。’”
比冷漠更可怕的，是亲友之间的相互背叛。“在普遍恐惧的气氛中，大家都想赶在被他人举报之前，先行下手。歇斯底里的公民现身于内务人民委员会和党的办公室，罗列可能是‘人民公敌’的亲戚与朋友，写下有关同事与熟人的详细信息，列出自己与他们的每一次见面。一位老太太写信给自己的党组织，举报自己的姐姐在克里姆林宫担任临时清洁工时，曾打扫后来被捕的某人的办公室……伊万·米安切恩为了促进自己的前途，从一九三七年二月到十一月，在阿塞拜疆举报了不少于十四名党和苏维埃领导人 ……”
这种背叛有时候甚至演变成残忍的迫害。尼古拉是一个勤俭持家的农民，他曾经在库兹明(村中的一个少年乞丐)困苦时接纳他到其皮革场工作。然而，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库兹明却恩将仇报。“一天晚上，尼古拉与来自邻村的兄弟伊万·戈洛温一起吃饭，坐在厨房窗口的桌旁。聚在屋外黑暗中的库兹明及其追随者显然喝醉了，高喊 ‘富农 ’‘出来 ’，然后朝窗户开枪。伊万被击中头部，当场死于血泊之中。数星期后，库兹明又来到尼古拉家，一边猛烈拍门，一边喊道：‘一帮富农，开门，停止你们反苏维埃政权的阴谋!’并朝天开枪 ……几天后，他写信给镇政治警察，控诉尼古拉是富农剥削者。库兹明很清楚，这足以令他的前雇主被捕。”结果可以预料，尼古拉被判刑三年。后来，他的两个兄弟也被流放，母亲逃到其他城镇，长子被捕并被送往古拉格，另外两个孩子离家出走以避免被捕，妻子和三个幼子想加入集体农庄却不被批准，最后全部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原谅我大段引用《耳语者》中的故事。然而，这些故事是理解斯大林时代苏联的一把钥匙。大多时候，我们脱离个体的命运来讨论政治，而抽象的概念与冰冷的数字往往会模糊政治的道德意涵——正如广为流传的一句话所言，“谋杀一个人是谋杀，谋杀一百万个人则是统计”，因此，贴近个体的命运，是恢复政治之道义温度的必要方式。这个受害者不仅仅是“一个富农”，他有一个名字，他的名字叫尼古拉·戈洛温。那个受难者也不仅仅是 “一个教师的妻子 ”，她有一个名字，她叫古尔契拉·沙姆苏瓦力。给苦难者雕像，使其能够无声而永恒地注视那些飘浮在空中的宏大理想，或许正是费吉斯写作《耳语者》的初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