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曼的《民主的阴暗面：解释种族清洗》如果与R.J. Rummel的《权力杀戮：民主作为非暴力的一种方式》同时阅读，将是非常有意思的阅读体验。同样最初出版于2005年，两本书所传达的意思却截然相反：前者试图论述“民主化加剧族群冲突”，而后者想说的则是“民主缓冲社会的暴力程度”。何以两个学者对同一制度的暴力后果判断截然相反?哪一种判断更接近事实?
《民主的阴暗面》讨论现代化危机
曼的观点模糊印证了我们一些印象式认识：比如2001年美军入侵之后，阿富汗死于战乱的人数达4万多;而2003年萨达姆倒台以后，伊拉克死于战乱的人数则高达17万左右。此类众所周知的案例显示，贸然“移植”民主带来的可能是灾难，而非“公主和王子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然而，盲人摸象摸到象腿后还要继续摸下去，否则看到的只是“局部的真理”。据统计(参见“重大政治暴力事故”数据库)，阿富汗在2001年被卷入民主化进程之前，死于塔利班时期和之前苏军占领时期战乱的人数高达100万;而伊拉克在“被民主化”之前，上世纪60年代以来死于库尔德冲突的人数就高达15万，死于宗教派系斗争的人数是2万-3万人，而死于两伊战争的人数是50万，第一次海湾战争则导致10万人死亡。可见，至少就伊拉克和阿富汗而言，似乎专制时代也并非莺歌燕舞的人间天堂。单就死亡人数而言，甚至专制时代“完胜”转型之后，虽然近年这两个国家的“半吊子民主化”也的确乏善可陈。
那么，曼为什么将族群屠杀归咎于民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对“民主”这个概念做了非常广义的解读。在他的书里，不但“自由公正的定期选举”(当代学界对民主的主流定义)被视为“民主”，纳粹的统治和斯大林主义的阶级专政也被归入“民主”范畴;不但选举前后的暴力被视为民主的问题，围绕着“伪选举”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发生的选举所发生的暴力也被视为民主的后果。由于现代社会几乎所有国家都借用“民主”的话语建构其合法性并组织某种形式的“选举”，因此某种意义上，几乎所有现代社会的大规模冲突都能与“民主”挂上钩。如此宽泛的定义当然能引出“指哪打哪”的结论，但是过于宽泛的定义也造成对结论信息量的稀释。
仔细阅读，会发现曼所讨论的，与其说是民主化的危机，不如说是现代化的危机。所谓现代化危机，首先是指“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的挑战——各种组织、派系、族群在角逐暴力垄断权过程中爆发的冲突——这一过程几乎不可避免地引发暴力冲突，无论它是否指向民主化。无论是前南斯拉夫地区上世纪90年代的冲突，还是德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崛起，或前溯到英国在克伦威尔时期对爱尔兰、苏格兰的征战，或甚至再前溯至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其暴力有效垄断程度而言，被福山称为最早的“现代国家”)，“国家建构”一般来说总是伴随着血腥暴力，这一点并不以“国家建构”之后到底建立了什么性质的制度为转移。与分封制下的王国、教区、自治城市等“产权模糊”的前现代政治单位相比较而言，现代国家的“排他性”主权观念注定了通向它的道路是一条血雨腥风之路。“率土之滨，莫非王土”，肯定不是举国民众摇着鲜花、铺着红地毯所开拓。
现代化危机的另一个层面就是所谓“富国强兵”的挑战。这几乎是“国家建构”进程的必然逻辑。一旦政治竞争以“国家”为单位展开，“落后则挨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念投射到国际体系当中，以集权为特征的国家主义就有了生存意义上的辩护。为了“祖国”的强大，任何对个人权利的计较都显得过于布尔乔亚。这一点在后发展国家中格外明显——“挨打”之后的奋发图强总是格外悲情。“富国强兵”成功了，一不小心可能变成军国主义(德国、日本);不成功，则对内专制变本加厉——打不过外敌，回家“打老婆”总还有力气——瓦解中的奥斯曼帝国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就是实例。
因为“国家建构”与“富国强兵”的挑战，几乎所有国家在成为现代国家的过程中都有过血腥一页。这种血腥之所以常常体现为“种族清洗”，多半是在建立“我们-他者”的过程中，种族是最便捷现成的人群区隔方式(想想划分“富农中农贫农”的组织成本)。我们常常惊异，图西族和胡图族外形如此相像，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人语言十分相近，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基因上几乎是同一个人种，何以打斗起来如此你死我活?或许重要的，不是到底一个族群和另一个族群有多么不同，而是国家建构需要并奠基于那些想象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