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政策工具的合理性：去政治化与“政府兜底”
研究表明，政策工具的选择还是价值选择过程，它涉及到政府选择政策工具的基本立场问题，也涉及所要选择的政策工具与受该政策工具影响最大人群之间的政治关系。［8］如果政府的立场变了，或者说政府与政策对象的政治关系发生了变化，那么其所选取的政策工具也会改变。这就是政策工具的合理性所在。如果说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具有普遍意义的话，那么政策工具的合理性则是相对价值与绝对价值的统一，它既与特定的政体、政府性质、民族特性、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等息息相关，又包含着公共行政普遍追求的公平、正义、信念和道德等。政府在选择政策工具时，既要考虑到本民族、本社会特有的价值诉求，又要遵循公共行政的普遍价值，只有这样才能为政策对象所广泛接受和理解。
具体到农村社会冲突管理，其合理性在绝对价值上有这几个方面：一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二是执政党宣扬的意识形态，包括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等；三是讲政治、讲原则、讲底线等。践行这些价值理念，体现基层党委政府的政治立场，也展现了基层党委政府与农民的“鱼水”关系。在特殊性上，农村社会冲突管理工具还要遵循农村的地方性知识，以得到农民的理解支持。这些价值理念制约着基层党委政府的行为，使其政策工具选择要考虑政治上的正当性和价值上的可接受性，而非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但是，调查发现，基层党委政府对绩效的追求过于强烈，其结果是政治性的丧失。该局面的出现源于基层党委的行政化和官僚化。基层党委的职责是把握政治方向，确立政治立场，纠正政府偏离政治方向的行为等，但是随着经济绩效等在基层党委政府考核指标中占的权重越来越大，基层党委也加入到了经营经济和地方社会的行列，承担了政府及其部门的事务和功能，逐渐“去政治化”。［9］这样，基层党委在实践中其政治性功能淡化，行政性功能增强，愈发具备官僚制特性，对手段、工具及策略的有效性的追求超越对政治、原则的坚守。因此，在农村社会冲突管理中，基层党委政府就可能选择能够“尽快”化解冲突、平息事件的政策工具，而不再考究该政策工具可能带来的政治上、价值上的负面影响。“花钱消灾”的兜底措施就可能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