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政府兜底”的可能性：政策工具选择的依据分析
政策工具选择的依据是指政策工具依据什么来选、如何选的问题，可以概括为“有效性”与“合理性”两类。有效性讲究的是技术之可操作性、过程之可控制性及方法和手段之有效性。合理性注重目的和结果的道德合理性及公平正义。理想意义上的政策工具选择，应是有效性与合理性的结合。但在农村社会冲突管理实践中，基层党委政府往往只注重前者，而回避或忽略后者，为“政府兜底”提供了可能性。
（一）政策工具的有效性：问题解决与“政府兜底”
政策工具的“有效性”是指政策工具在达成政策目标的可能性和可操作性，乃技术性判断，与政府的性质及政体类型无关。［7］政策工具的有效性意味着，政府为达到政策目标，会考虑各种可能的手段及其所带来的后果，以选择最有效的措施。有效性关注效率、讲究效益、重视产出，注重政策工具的实践操作性和现实的可行性，但却很少探究政策工具本身的价值性、政治性和道德性。可以说，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决定了它具有较强的功利性和针对性，直指政策目标的达成和政策问题的解决。
政策工具的选择与实施需要依托于现代官僚制。政策工具的有效性与现代官僚制的行动逻辑有以下契合性：一是现代官僚制强调“科学”态度排斥价值因素，在政策工具选择时，把价值问题排斥在其视野之外，从技术化的角度看待事物，根据技术化的思路去解决问题。二是现代官僚制的事务主义路线，主张政治中立，规避政治上的主义之争和问题解决的一揽子计划。三是奉行“不出事”的逻辑［8］，偏好于通过少干事或不干事，或按章办事、文牍主义等进行自我保护。四是对上级的政策偏好较为敏感，对下级和社会的需求反应迟钝。
基于上述契合性，在农村社会冲突管理中，作为现代官僚体制的基层党委政府：（1）必然会以“尽快”平息事态、结束冲突为首要的政策目标。（2）当上级政府知晓社会冲突问题后，基层党委政府行动能力会加强，进而会挑选最有效、最容易操作和最省时省力的政策工具“尽快”解决问题。（3）热衷于消除表面的冲突，对会“节外生枝”但能够解决根本问题的政策工具不予理睬，以免惹祸上身或消耗更多行政资源。（4）将“有效性”推到极致，就会在社会冲突管理中“只要结果不问手段”。
如此，“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币解决”也就不足为奇了。“政府兜底”为冲突各方所期待和接受，在操作上简便易行，因而能达到“尽快”平息冲突的政策目标。同时，它针对性极强，只是“就事论事”，因而不会平添基层党委政府的负担和招惹新的麻烦。所以，从有效性讲，“政府兜底”不失为尽快解决冲突问题的“首选”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