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民主，因其微观，所以具体，所以生活化，所以既可以调动民众参与积极性，又可以使参与的效果得到民众检验。
通过在微观治理层面上落实“多元”的民众参与，可以为大国的宏观治理提供政治和社会环境。事实上，一个个有效的“微观”治理实践样态，正是构成大国治理和国家可持续稳定与发展的坚实政治基础。
“参与式治理”本身是一个“有序参与”的方案。它着眼于宏观民主，但从微观民主开始努力。它首先是一种“增量改革”，即以现有的政治和行政组织为基本平台，逐步拓展民众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在此过程中，逐步对一些结构性的体制问题进行调整。在此意义上，它也是一种“存量优化”。在操作层面上，微观的参与式治理也可以具有很高程度的多样性，可以根据不同地方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在基层治理层面上，所涉及的公共事务都与当地群众利益息息相关，因此民众将会有较高的参与意愿;同时这些地方性事务不涉及过于宏观的政治性问题，民众也拥有足够的参与能力和资源。通过不断的参与实践，民众的政治认知能力不断提升，政治行动能力获得切实发展，共同体意识和认同感得到增强。这些正是培育现代公民公共精神培育的必由之路。
民主具有多面向的特征，它不仅是抽象的理论，宏大的政治蓝图，更应是具体的生活方式。“参与式治理”就是倡导从那些与公民个人利益切身相关的微观领域入手，引入公民参与的实践，扎实培育公民的政治认知和政治行动能力。从制度层面上讲，也是通过“一体多元”的民主体制格局和微观民主的实践，消除公民的“权利泡沫”，使民众真正参与到与他们切身利益相关的公共事务管理之中。
无论如何，只有当一种政治制度安排成为民众日常化的、生活化的经验感受，并能够为他们所感知、经历和检验，我们才能够体验到作为一种根本政治制度的“根本性”。
注释:
[1]［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09页。
[2]2009年中国公共安全方面的财政支出增加了16%，2010年的预算又增加了8.9%，增幅已超过国防开支增幅，总金额达到5140亿元人民币，逼近国防开支，而实际执行数为5486.06亿元，为预算数的106.7%。2011年中国公共安全支出预算数为6244.21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3.8%，占全年预算支出6．23%，高于国防预算支出的6011.56亿元。
参见费孝通:《中国士绅》，赵旭东、秦志杰译，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62－73页。
[3]参见［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70页。
[4]根据2010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法治蓝皮书》，据不完全统计，1993年中国发生群体性事件0.87万起，2005年上升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2008年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及激烈程度都超过以往。
[5]［美］卡罗尔·佩特曼:《参与和民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23页。
[6]参见［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68－76页。
[7]同上，第67页。
[8]参见［英］约翰·密尔:《代议制政府》，汪瑄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7－55页。
[9]同上，第55页。
[10]［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95－396页。
[11]［美］卡罗尔·佩特曼:《参与和民主理论》，陈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9页。
[12]参见梁军锋:《中国参与式民主发展》，中央党校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
[13]［美］塞缪尔·P·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9页。
[14]参见费孝通:《中国士绅》，赵旭东、秦志杰译，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62－73页。
王锡锌，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