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代议制的普遍缺陷表现为：“精英民主”下的人民主权异化、公民政治冷漠、政府的合法性危机。我国代议制民主发展到一定阶段，其自身也出现了畸变。代议机构的行政化、政府腐败、公民缺乏政治协商精神，以网络为媒介的新的民主形式的兴起，有望在代议机构、政府以及公民政治参与层面创新原有的代议制模式。
【关键词】代议制民主 网络民主 网络监督 创新
我国代议制民主的现实困境及其解释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行政化。我国代议机关—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设计理念是使其成为社会的小缩影。人大代表由社会各阶层的精英组成，这是一个非常具有社会主义特色、最能体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制度。其身份一般包括工农、知识分子、干部、解放军、归国华侨、港澳台等。代表构成的划分除了包含身份类别，还包括政治面貌类别以及“其他”（妇女、少数民族）类别。
实际生活中，近几届全国人大代表中，政府官员的比例却高达32％左右，这种比例上的不协调，形成事实上的“人大代表官员密集型”，带来的弊端之一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行政化。所谓行政化，指非行政组织表现出与行政组织基本相同的属性，按照行政组织的组织结构与运作模式、评价体系来建构、运行。
官员作为政治精英具备其他代表没有的地位优势与经验优势，很容易把官僚班子的那一套搬进人大，使得平等议事的人民代表大会变成上下级的汇报，造成人民代表大会行政化，人民主权旁落。政府官员既是政府官员又是人大代表，人大的代表性不够使得“国家立法部门化、部门立法利益化、部门利益合法化”。密尔就清晰指出代议制的一大危险在于“有受到和社会普遍福利不同的利益影响的危险”①；“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使得人大监督的力度欠缺，难以对政府形成有效约束；在任免权与重大事物的决策权上，往往由政府官员决定，导致人民代表大会成了形式上的“橡皮图章”。
人大代表的低素质化。我国人大代表的各阶层普及与兼职化，是导致人大代表整体素质降低的直接原因。据专业人士统计，近几届全国人大代表构成，基层工农代表比例约占18％，此外还有娱乐界代表，80后、90后代表则是2012年人大代表的又一特色。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是80后、90后诸如陈若琳、铁飞燕和基层人员如农民工，还有娱乐界人士、体育界人士如刘翔没经过专业的知识培训，从政经验不丰富的他们议政能力充分吗？生活中能履行好代表的职责吗？他们议政经验与官员议政经验对等吗？一些“劳动密集型”人大代表通常的情况是无法准确定位自己的职责，无法通过融入群众获得有效议题，形成事实上的名誉代表。
密尔在代议制政府中指出：“议会中普通无知无能，或者说高级智力条件不充分，这是平民政府最容易有的弊端”，加之我国人大代表的兼职身份，工作繁忙，人大会期太短，议题都是两会前提前一个月发给代表，在如此短的时间集中轰炸并未经过深思熟虑，甚至出现代写议案的情况，可见其专业知识、工作时间与工作经验明显欠缺。要真正在各阶层中选贤与能、选出精英，提升代表的素质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公民的政治参与缺乏协商与妥协精神。区别于西方社会的低政党认同与低投票率，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我国社会公民的政治参与在不断提高。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我国转型期间的高政治参与度与低社会组织化和政治制度化水平，极易“衍生”政治动荡。“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将政治转型国家的社会形态称为‘普力夺’社会，在这种泛政治化的社会中，各种社会力量直接参与政治，最典型的是军人干政和教权主义”②“威权政权倒台—民选政府治理失灵—军人干政”这种“教科书式”的政治发展路径不断在全球发展中国家上演。
民主依赖于自由、平等而广泛的协商，以达到多元化利益之间的协调，交易、合作从这个意义上说充分的民主意味着政治妥协。“现代保守主义之父”埃德蒙·柏克曾说：“所有的政府、人类所有的利益与福乐、所有的美德、以及所有的谨慎行为都必须建立在妥协互让的基础上”③战争在非必要的时候只是一种无谓的消耗，而妥协与和解应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步骤。如何维护社会稳定，让广大人民继续分享民主红利，避免“民主陷阱”，培育公民健全的政治品格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重要问题。
网络民主的兴起
关于网络民主的定义，从网络技术特点层面上看，美国学者斯劳卡把网络民主定义为 ：“以网络为媒介的民主，或者是在网络中渗入民主的成份。”④美国学者克里夫则把网络民主看作政治互动，是“利用因特网加强民主过程，为个人或社群提供与政府互动的机会，并为政府提供从社群中寻找输入的机会”。⑤从民主类型上考虑，哈根认为网络民主是一种参与式民主，而代议制民主则是一种间接民主⑥。
网络民主是我国民主发展的新兴力量，是代议制民主的有益补充。民主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广泛而平等的参与，传统代议制体系下由于参与渠道、经济能力、文化教育水平等多种因素的限制，民主往往是少数人的民主，网络民主的兴起彻底打破了这一局面。
作为中国政治民主建设的新通道，网络民主尤其体现在一些社会热点事件方面。从早前的“华南虎”事件、中山公务员改分事件到新近的“李天一案”、“表哥”杨达才事件，网络监督的波涛一浪高过一浪。据相关调查数据显示，87.9%的网民非常关注网络监督。当遇到社会不良现象时，99.3%的网民会选择网络曝光。
网络反腐事件则热度持续上升，网民通过网络举报、人肉搜索等方式揪出了一大批贪官，网声激荡，在亿万网民密切关注下经举报的事件总能得到最快处置。虽然在有些事件中也存在网络信息失真的问题，存在刻意夸大，随意侵犯隐私等问题，但经过曝光和纪委调查，总能查出一些问题。“经不起网络监督的官员不是好官”。周久耕案后，时任南京市委书记的朱善璐总结得非常到位：“干部要经得起网络监督，经得起群众的评说。网络举报未必属实，但官员确有问题，这样的结果对反击网络举报毫无力量，暴露的只是官员的‘经不起监督’”。网络监督是民主进程中奋起的一匹黑马，驾着民主的大马车奔向更深、更远。
不仅如此，网络在地震、洪灾、台风等大型自然灾害上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灾害无情、网络有爱”，网民网络祈福、网上捐款、网络组织志愿者，通过网络，亿万网民的爱心表达的淋漓尽致。
网络民主打破了代议制民主下的单一信息传递渠道、打破了精英政治下的公民政治冷漠、打破了政府行为监管乏力的状态，描绘了当今时代代议制民主的新蓝图。
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发展网络民主。我们的党是一个开拓创新具有前瞻性的党。党和国家领导人已经敏锐意识到网络在表达人民诉求，维护公民主权、舆论监督等方面的突出作用。新的时期，越来越多各级党政机关人员化身为“网民”，与网友公开交流或者“微服私访”，通过网络问政于民、议政于民、理政于民，表达他们对网络民主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建设的高度重视。
自2009年开始，每次两会前夕，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会坐在电脑前面，通过中新网、新华网与4亿多网民进行长达2个多小时的交流，网汇民心，网聚民智。直面“反腐”、“就业”“菜篮子”、“房价”等尖锐话题，回答提问时不打“官腔”，愿意“掏心窝子”。温家宝说，他是带着真心、真情、真诚来的，他的“三真”温暖了亿万网民与全国人民的心，网上好评如潮，创网络民主之新风。2011年2月27日的访谈最后，面对网友的不舍与邀请，温家宝也动情答复会珍惜这样的机会，并与网友“勾指相约”，表达了由网络牵线，国务院总理与网民心连心的决心。
地方领导也对网络问政给予了高度重视，2006年以来，累计已有51位书记省长、1200多位市/县“一把手”通过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栏目对网友留言做出公开回复，全国19个省区市出台文件或规定，形成网友留言办理的固定工作机制。2012年6月至今，各地党委、政府及领导同志通过该栏目继续取得了一系列瞩目成绩，一年内帮助各地老百姓解决的问题总量突破6万条，同比增长30%。与此同时，目前已有超过2万个经过认证的党政机构和党政干部在人民微博开通微博账号，这些政务微博以“执政为民”为理念，在政府信息公开、倾听民意、维护公民主权等方面卓有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