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在比较治理视野中
中国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在具体结构与运行上一定具有中国特色。但现代化还有一个相对确定的框架结构和运行方式，因此，建构中国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还需要从超出国家范围的比较视野，借鉴其他国家的治理经验，吸取相应过程的治理教训。
对于“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在“国家”治理体系的落点上，它当然是指向基于国情的特殊性;但在“现代化”前置规定性上讲，它既有国家个性，也有国家间的共性;在“治理体系”的含义上，它自然包含有走出传统统治形态、进入多元与民主共治状态的共同含义。现代国家治理，核心的指向是政府与社会相互尊重的治理互动，关键的问题是处理好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的平衡关系。[21](P1)这样的治理模式，既是古典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无法建立起来的，也是现代社会长期没有建构成功的治理形式。从全世界范围看，古典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治理，基本上是建立在暴力征服基础上的国家权力单方面整治社会。在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很长时间内，国家治理的流行模式也是政府单方面施加给社会以法律和行政管理意志。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政府失效与市场失灵问题的渐次显现，人们才发现，国家与社会的治理互动、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动态平衡，最有利于一个国家实现良政善治的目标。从国家权力治理的特定角度看，正是由于现代国家确立的规制、福利与发展的治理使命，呈现出无以治理或治理失败的结局，复加福利国家频频显现的危机，促使国家权力纡尊降贵，与社会展开治理互动，才造就了现代化国家治理的当下局面。[22](P9)因此，仅就“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这一复合性概念的内涵而言，乃是一个切中现代国家演进的重大命题，即借由国家如何可以有效治理而呈现出来的治国命题。一方面，这证明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时俱进的复杂体系。另一方面，证明了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是不断纳入互动因素而建立起来的治理机制。就前者言，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必须是抱持演进性态度才能建立起来的;就后者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必须是吸纳性的治理机制，而不能是排斥性的治理机制。现代化的国家治理模式既然是演进性、吸纳性的体系，那么，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也就必然具有同样的特征。这样的国家治理体系，既包含先期进入现代化治理行列的国家为后起的、力图进入现代化治理行列国家起示范作用的指标，也包含现代化国家治理不断充实的演进性内涵。由这两者呈现出来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便有了一个相对公认的基本指标。当下中国对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顶层设计，有必要承接这些基本指标，否则，就会陷入凸显国家特色有余而呈现现代化特质不足的尴尬状态。事实上，中国对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设计，已经承接了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指标。
在中国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与一般“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符合论的视野中，中国仍然可以保有自己的治理特色，但也让人们可以根据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一般指标，来判断中国是否建立起了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
参照现代化国家治理的指标体系，有助于刻画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轮廓。由于国际社会提供的治理评估体系多而繁复，这里仅选取世界银行制定的三个评估体系，以呈现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指标，以及这些指标背后预设的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框架。
第一，世界银行提供的治理指标体系，分为世界治理指标、国家政策与制度评估指标以及治理与反腐败诊断调查指标。由于这类评估的指标体系是与具体的评估操作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实际指向的是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为了突出其中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的内涵，一则需要将具体的评估技术操作安排暂时隐匿，二则需要将三者叠合起来，才可望归纳出一个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大致状态。世界银行制定的“世界治理指标”体系，围绕六个主题：“(1)言论和问责(VA)：一个国家的公民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有参与选择他们的政府、表达意见的自由，结社自由，以及传媒的自由。(2)政治稳定和杜绝暴力/恐怖主义(Ⅳ)：政府被违宪或暴力手段，包括恐怖主义破坏的可能性。(3)政府效能(GE)：公共服务的质量，提供社会服务的能力及其独立于政治压力的程度，政策制定的质量。(4)监管质量(RQ)：政府是否有能力提供健全的政策和法规，促进私有部门的发展。(5)法治(RL)：代理者在多大程度上对于社会规则有信心并遵守包括合同的执行和财产权利，警察和法院，以及犯罪和暴力行为的可能性。(6)控制腐败(CC)：公共权力在多大程度上被行使为谋取私利，包括各种大小形式的腐败行为，以及精英和私有利益占有国家利益。”[23](P122)
第二，“国家政策与制度评估”指标体系，包括四大类十六个大指标及其细分指标：在经济管理上的宏观经济管理、财政政策、债务政策，在结构政策上的贸易、金融部门、商业监管环境，社会包容和平等政策上的公共资源使用的平、人力资源建设、社会保障和劳动力、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与体制，公共部门管理和体制上财产权及基于规则的治理、预算和财政管理的质量、收入动员的效率、公共行政管理的质量、公共部门的透明度问责制及腐败。[24](P159-161)这些指标，与前述的“世界治理指标”有高度的吻合，只是在具体政策取向上更加细化。
第三，“治理与反腐败诊断调查”指标体系，主要是以三个民意调查的主题显现其对现代治理的推动作用，包括：“公职人员调查：这项调查的目的是了解机构具体的腐败行为(包括贿赂、裙带关系、政治干预、挪用公款等)，自由裁量权/随意性，绩效和治理情况。调查的结果引发了在治理和消除贫困，治理和公共部门的成果，治理和政治、价值、文化差异的关系上的对话。企业调查：这项调查的目的是研究商业环境，重点是公共部门的治理和腐败行为对私有部门发展的影响。这项调查还研究公司作为公共服务使用者、管理规定的服从者、各种执照和许可的申领者，他们的作用和角色。另外，这项调查对司法体系和制度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家庭调查：这个调查是研究普通公民对于公共和私有部门中的腐败行为的体验和认识。公众也同样是从作为公共服务的使用者、管理规定的服从者、各种执照和许可的申领者的角度接受调查。调查的重心是社会服务，例如医疗保健和教育。”[25](P170-171)
后两个治理评估指标体系，总体上讲也与世界银行制定的“世界治理指标”体系的宗旨一致。除开细节上的差异，从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角度讲，一些高度重叠的指标，可以被指认为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指标。这些指标，一是关于国家民主政体的，诸如公民权利、法治政府、依法治国、政治问责，等等;二是关于政府与企业、公私部门之间关系的，诸如政府预算、公共政策、政府规制、市场导向、政策透明度、营商环境，等等;三是关于公权公用的机制，诸如公私关系、惩治腐败、控制犯罪、公众满意度、绩效评估，等等。总的说来，民主政体的建构与多元共治的机制，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最基本的显示指标。因为，从规范的视角看，民主与法治是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兜底指标。兜住这个底，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就足以建构起来;兜不住这个底，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无论如何也建立不起来。
将中国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顶层设计方案，置入上述现代化国家治理指标体系，可以看到，它们是基本吻合的。这足以证明，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指标，是大致符合现代一般基准的：在人民主权原则引导下的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进与落实，对政协会议的改进与功能的发挥，都是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必须具备的民主政体建设的具体体现。同时，在中国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顶层设计中，明确认取的国家权力系统、市场价格机制与社会管理创新基础上的多元互动与多元共治，则是对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运行机制的落实。如果说中国必须在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中处理执政党与国家的复杂关系，因此呈现出鲜明的中国国家结构特色的话，那么，中国国家治理的悠久历史积淀，也将对建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发挥独特的作用。
据此，在中国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与一般“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符合论的视野中，中国仍然可以保有自己的治理特色，但也让人们可以根据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一般指标，来判断中国是否建立起了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这无疑是近期中国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顶层设计的一个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