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涵项在随后的几次重要会议上立体化地凸显出来，让人们得以观察到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结构状态。它超越了对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平面式罗列，将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指标突出出来，向人们展现了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诸指标的重要程度差异，呈现了全面深化改革具体任务所具有的不同地位与作用，由此揭示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面目。
在既定的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一直受到特别强调。这是由中国的国家结构所决定的政治定势。不过，在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中，如何促使中国共产党更好地实现其国家领导权，已经成为一个关乎国家治理现代化状态的核心问题。在这一既定的政治前提下，筹划中国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分别由三次重要会议着力，分别应对三大问题：一是习近平在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直接处理的便是国家治理体系中至关重要的立法权建设问题，这是一个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落实人民主权与民主治理的决定性问题;二是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将重点落在国家治理中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协商并进的重要问题上，这是一个关乎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中诸社会政治力量民主、多元地协力治理国家的制度安排问题;三是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则将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嵌定在法治的框架中，这是一个关乎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采用人治还是法治取向的关键问题。
上述四次重要会议，处理了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四个重大问题，显示出递进性地解决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四大关键问题的进程。凸显这些关乎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建构的重要事项，不仅具有对中国全面深化改革进行立体化筹划的作用，让人们摆脱事务主义导向的零散化改革之困，而且具有提纲挈领、凸显中国改革现代化总体取向的作用，这样呈现出来的推进改革诸事务的轻重缓急、优先顺序，将会对未来中国的发展产生积极效用。
有必要强调，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任务，是对中国改革开放进行的顶层设计。近几年，强化中国改革顶层设计的呼吁不绝于耳。这是因为，人们都意识到，此前中国的改革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指导思想下推进的，缺乏改革的总体设计、推进路线与时间标尺。胡锦涛在总书记任内就开始强调对中国改革进行顶层设计，指出“要切实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优顺序和重点任务”[2]。习近平担任总书记以来，更是明确强调要大力推进中国改革的顶层设计。“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在不断实践探索中推进。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从实践中获得真知。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要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加强顶层设计要在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来谋划。要加强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同时也要继续鼓励大胆试验、大胆突破，不断把改革开放引向深入。”[3]这一段论述，明确将中国的改革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局部改革，第二个阶段则是将摸着石头过河的局部改革与顶层设计紧密结合的改革。强化这样的改革设计，原因简单明了：改革本身呈现出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要求。缺乏回应这一要求的改革，势必导致改革绩效的衰退，甚至影响改革的前景。因此，从改革所呈现的总体特性出发，站在国家宏观、总体布局的高度设计的改革蓝图，便是人们熟知的改革顶层设计。
在中国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与一般“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符合论的视野中，中国仍然可以保有自己的治理特色，但也让人们可以根据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一般指标，来判断中国是否建立起了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
致力从四个维度勾画中国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前述四次会议及其基本精神，成为中国改革顶层设计凸显而出的重要标志。中国改革顶层设计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就是对中国改革“摸着石头过河”所要过的那条河对岸的景象进行全面刻画，从而为改革提供愿景、为改革供给动力、为改革聚集资源、为改革有序推进提供路线图和时间表。这是此前的中国改革所缺乏的构成要素。中国改革从长期的、渐进性改革，终于走到了当下的、结构性改革境地。①这四次重要会议，正是对这样的改革进行总体谋划的会议。可以说，改革的顶层设计，就是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顶层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