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掩饰性与目的性的结合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分析揭示了各种传统意识形态表达的特征，就是以一种遮蔽曲折的方式来表达，以一种抽象的普遍性来展现，以一种真理的假相去掩饰真实的需要与目的。“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因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10]。将阶级思想以一种普遍性的抽象方式来表达，从而博得社会成员的认同，这是被统治阶级为了占据统治地位而进行的意识形态之争所采用的普遍性方式。因为抽象是建构理论的必须，而理论又是合理性与合法性的明证基础。如果没有充足的合理性论证，如果意识形态所传达的不是人们共同的具有普遍性的思想，那么在现实中就会缺失民意的支持，就缺失取得合理与合法性地位的基础，由此可见，意识形态是阶级社会不同阶级争取统治地位的工具与手段，这也是人类社会分工产生私有制后必然出现的一种现实社会现象，是意识形态曲折迂回表达的根源所在。
1.有意识地掩饰与目的
“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11]。以抽象的理论与观念，以一种普遍的自洽性理论去有意识地掩盖真实的物质利益目的，这是统治阶级所惯用的伎俩。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就揭示了资产阶级“博爱”的虚伪，他尖锐地指出：“与这种在想象中消灭阶级关系相适应的词句，就是博爱——人人骨肉相连、情同手足。这样和气地抛开阶级矛盾，这样温柔地调和对立的阶级利益，这样想入非非地超越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对“博爱”的鼓吹，形成了巴黎无产阶级的天真幻想，这就是意识形态遮蔽性产生的现实效果。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表现一定阶级的根本物质利益而打上深深的阶级烙印，但其阶级性却一再被有意识地掩饰与遮蔽，出现了现实中意识形态的悖论现象。正如资产阶级张扬“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却是真实掩盖了其为自身根本利益的现实目的。意识形态的这种掩饰性表达方式是一定阶级为了合理化自己的利益，是为了争取更多人的支持，是为了彰显自己正义的立场，是运用意识形态这一工具取得统治地位、实现统治目的的必然行为。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之争就成为现实思想领域的常态，利益共同体总会通过意识形态的方式来委婉曲折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以一种代表绝大多数人利益甚至以普遍性真理的方式为自己取得合理与合法性地位而击鼓呐喊。现实社会中阶级斗争的如火如荼，呈现在意识形态领域一定是复杂性、多元化的表征，这是深层利益诉求之争的必然结果与表现样态。但是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一定是统治阶级所主导的意识形态。因为统治阶级在社会上拥有几乎是所有的物质与精神资源，具有使用社会物质资料与精神资料的绝对权力，具有主导各种意识形式与社会舆论的权力。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其通过雇佣意识形态家或者统治阶级内部分化成意识形态阶层去创立与构建一定意识形态的方式，来专门从事精神生产活动，通过不断建构完整的理论形式，描绘与传播虚构的共同体幻想，为统治阶级进行合理性与合法性的统治辩护，以发挥意识形态主导社会舆论的作用，来营造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氛围，从而达到统一统治阶级内部思想、教化被统治阶级实现意识认同的政治目的。
主流意识形态所传达的观念在现实中往往具有一种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是统治阶级为了占领意识形态领域高地所必须刻意去强化的实际效果。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思辨哲学的分析发现并证明了精神在历史上获得最高统治地位的三种方式：一是将统治阶级的思想与进行统治的个人相分离，来赋予所抽象出来的思想或幻想以统治的地位，给人造成不是统治阶级而只是这些抽象的思想与幻想进行自我规定与统治的假象；二是以占统治地位思想之间的联系入手来建立统治思想的秩序，并把这些思想界定为“概念的自我规定”；三是将这些概念变成是某种人物尤其是历史上有代表性人物的自我意识。这种有意识地让思想与现实剥离的做法、从概念到概念的前进方式、利用形成代言人所独有的被崇拜的神性形式，赋予了思想与精神至高无上的地位，为其统治的合理性提供了逻辑前提，营造了浓浓的遮蔽性迷雾。阶级社会意识形态的掩饰性表达则表现为这样的规律：当一定的阶级在争夺统治地位的过程中，其意识形态主要表现为合理性的证明，而这种合理性是与人们利益的普遍诉求相一致的。这种一致性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与认同，容易形成良好的民众支持基础。但当成为统治阶级、成为社会上的独立力量后，其意识形态则由合理性论证与表现马上转变成合法性地完成。“国家一旦成了对社会来说是独立的力量，马上就产生了另外的意识形态”[12]。统治阶级会通过建构相应的法律以及法律体系的方式来对经济事实等根本利益进行合法性的确定，然后通过其它的意识形式来为其合法性进行辩护，这种辩护更是通过遮蔽性的委婉方式来完成，“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采取了哲学和宗教的形式。在这里，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越来越错综复杂，越来越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糊了”[13]。意识形态离物质经济基础越远，其遮蔽性则越为明显，其表现得就会越抽象与具有普遍性。而意识形态表现得越抽象越具有普遍性，就越能掩盖统治阶级的真实目的，也就越能更好地为统治者进行利益的辩护，越能够营造合理与合法性的氤氲氛围，在现实中越具有影响的广泛性与深刻性，意识形态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与现实社会生活渐行渐远的理论形态甚至是幻想，成为马克思、恩格斯所言的“虚假观念”、“虚假的意识”，成为统治阶级维护自己统治的工具与手段，甚至可能成为人们精神生活与发展的无形桎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