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在理性审视思想政治教育现实的基础上增强对可操作性的关切，进一步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研究成果的实践指导价值。
从目前情况看，在很多学者那里，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这一论题的提出并非起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理论自觉或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实践需要，而只是概念演绎的结果，基本的概念演绎逻辑是：社会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在这些研究者那里，“现代化”的实践必然性被逻辑必然性所取代，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研究本该作为一种指导实践的现实活动，现在却因此蜕变成了一种观念活动。
要想使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研究的成果真正具有实践指导价值，研究就必须立足于对思想政治教育现实的理性审视，并始终保持对可操作性的关切。具体地说，必须仔细检视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及其领导、管理的各个具体环节，以“现代性”作为观念尺度，以“现代化”的标准为标准，判断各具体环节是否符合“现代性”的本质要求，能否达到现代化的标准，并由此提出提升现代化水平的具体方案。在未来，思想政治教育的“合法性”可能更主要的不是从社会历史视角获得论证，而是从主体需要的满足视角得到辩护或证明。反过来，没有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深切关注和理性检视，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研究就会沦为研究者在自己狭隘的理论空间里的孤芳自赏。
思想政治教育现实在结构上至少包括主体(教育者与教育对象)现实、内容现实、活动现实、现实背景等方面。在笔者看来，真正对现实的关切不仅需要在宏观上对这些方面进行观察和研判，更需要在微观上对各个不同领域(学校、企业、社区、军队等)的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进行个别化、特色化的思考和设计。这种个别化探索尽管会降低成果的普遍适用性，但会提升成果在操作层面的借鉴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