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城乡统筹与一体化
在改革开放以前，农村社会是一个缺乏流动性的社会，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固化，农民基本上没有离开所在村庄的可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使得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拥有了自由流动的权利。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中从中西部流向东部，由农村流向城市，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给社会整合带来一系列挑战和问题。外出的农民无法在流入地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优质的公共服务，甚至遭受歧视和排斥，无法融入城市社会，也无法建立起新的认同，由此形成双重性人格：在收入方面向往城市和外地，在情感上更留恋乡村和家乡[8]。流动性使得部分农民工群体处于社会治理的“盲点”中，对社会秩序构成了挑战。因此，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城乡一体化便成为对社会进行整合的不二选择。
推动城乡一体化，就是要统筹包括户籍制度、土地制度、财政金融体制、医疗卫生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切实做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广东、浙江等沿海发达地区已经在促进城乡一体化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和实践。许多地方采取积分制制度实现外来人口的落户，促进其融入城市生活，消除社会排斥，促进社会团结。并且推动资源要素尤其是公共资源配置向农村倾斜，构建以社区为平台的新型基层公共服务体系，实现城乡养老、医疗、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三）农村政治行为主体：分化与多元
所谓政治分层，是指当人们与政治的关系成为一种稳定和重复的关系，且不同人之间存在着相当的差异，而这种差异由于社会的评价有着地位上的高低贵贱之分，那么人与人之间就形成了政治性的社会分层了。[9]农民的政治分层造成农村的社会分化。传统社会的社会分层以土地、权力和声望作为划分标准，因而地主、宗族领袖、儒生和乡绅便成为乡村中的精英阶层。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广泛开展政治运动，构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话语，社会分层以阶级身份为基础进行，其中党员干部、贫下中农和“五类分子”在村庄政治中具有深厚的影响力。三十余年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一个显著变化便是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重大变革。1978年以后农村推行包产到户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得原有的一元化组织体系和意识形态逐渐趋于瓦解。市场经济因素催生出农村深刻的经济社会分化，行为主体也呈现出分化和多元的态势。一部分农民由于其头脑灵活、善于抓住政策机遇、具有冒险精神和运气较好等原因，在外出务工经商或从事农业生产中先富起来，他们拥有更加丰富的资源，开始填补传统精英影响力衰微后出现的村庄权力空白。而普通村民缺乏相应的资源，因而在政治参与中以主动或被动依附村庄精英的方式参与村庄政治。
实际生活中，不同村民群体间在知识水平、才能素质、物质资源和人脉关系上存在显著差异，这使得他们在乡村政治中发挥各自不同的作用。有学者根据村民在村庄治理中的参与程度、影响能力和发挥作用的具体方式，将乡村阶层分为普遍五大政治阶层⑩。而近年来“富人治村”成为农村基层治理一道新的景观，对村庄公共权力的运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毫无疑问，“富人治村”在推动新农村建设和农民致富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它也对村庄政治构成严峻的挑战。第一，“富人治村”固化了原有的经济和政治分层，富人通过“以私济公”，在使村民获益的同时，压抑了其政治参与的热情，使其处于集体失语的状态，或主动或被动地退出基层民主的舞台。第二，富人在村庄中绝对权威的树立，使得其可以按照个人意志建设和改造村庄，消解了村庄的公共性，使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为主要内容的村民自治成为一席空话。第三，富人凭借村庄发展的实绩，以农民阶层代表的身份当选“两代表一委员”，势必会对党和政府的三农政策走向产生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