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与善治
善治是什么？善治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过程和治理活动。善治是一种官民共治，是国家与社会的一种合作，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理想目标，是我们治理所要达到的一个理想状态。公共治理有四种后果，前面两种是我们要追求的，后面两种是我们要避免的。第一种是公共利益最大化，就是所有利益相关方都获益；第二种是绝大多数人获益；第三种就是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受损；第四种就是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利益都受损。公共利益最大化就是善治。
善治跟善政有关系但并不等同，善政是好的政府，善治是好的治理。好政府主要是对国家公共权力机关而言的，就是政府要好，比如要公正、要亲民、要依法办事、要爱民如子等。这在传统中国叫善政或仁政。善治是整个社会的治理要好，也就是说当政府能力不强，甚至政府不太好的时候，整个社会的秩序还依然井然有序。这样的话，整个社会治理比较好。善治必须有善政，但善政却未必有善治。
要达到善治，有一个前提，就是要有良法。善治所要求的良法，应当具备正当性、完备性、科学性、权威性和可行性五个要素。善治也离不开法治。善治有很多要素，比如公正、合法、参与、透明、协商，还有法治。离开法治就不可能有善治。只有依靠法治才能够防止治理变成劣治和恶治。
依法治国与依宪治国
什么是宪法？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宪法应当具有最高权威。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宪法其实也是一种最根本的政治制度的规定。这就涉及到什么是政治制度，政治制度是政治行为的规范。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政治制度其实是一种契约，就是公民和政府签订的一个契约，而宪法就是一个最大的契约，公民也好、政府也好，大家都必须共同遵守。宪法作为公民与政府之间签订的一份总合约，既规定了政府公共权力的边界，也划定了公民的政治权利边界。谁跨越这个权力与权利的界线，谁就违约了，谁违约谁就应当受到惩罚。
所有国家的法律和制度，归根结底都是为了维护宪法所确立的基本制度、公民权利和国家利益。一切法律、政策和契约的制定与实施，都必须以国家的宪法为依归。国家的其他法律和法规，都是宪法的自然延伸，都是为了实现宪法所保障的公民权益和国家利益，它们必须与宪法的条文和精神相一致。违反宪法，从根本上说就是危害国家的根本利益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关键要坚持依宪执政”［6］，这是法治的基本要求，也是现代国家的一个常识。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这个问题在法学界是有争论的。以德治国在江泽民任总书记时就提出来，说德治和法治是两个轮子，当时就有争论。有些学者认为不应该提以德治国，而应当只提依法治国。理由是：在传统社会德治通常表现为礼治，但其实还可以理解为人治。因为德治的“德”是由人来界定的，比如这个“德”到底是什么，什么样的东西属于“德” ，什么样的东西叫“善” ，什么样的东西是“恶”。德治的前提就是判断善恶，而善恶是由人来判断的。德治如果处理得不好就会变成人治，这是大家对德治非常警惕的原因。这种警惕是有道理的。现在，法治与德治的争论又提出来了，它们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
德治其实就是依靠道德伦理来规范、感化和制约官员和民众的行为，从而维持社会秩序。德治主要是规范和约束内心的秩序，法治主要是规范和约束外部的秩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道德的规范与法律的规范是相辅相成的，都是规范人类行为不可或缺的要素。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有另外两个类似的概念，就是天道与王法；西方也有类似的概念，即自然法与成文法。
做人有两条底线：一条是道德底线，一条是法律底线。治国跟做人一样得有底线，治国也有两条底线：一条是道德底线，国家要有道义，要有价值目标，首先就是公平正义。任何一个执政者都必须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另外一条当然是法律底线，即依法治国。［7］
所以，法治与德治相互补充，各有优势，但是不能相互替代，而是各有重点。从整个国家治理来看，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依法治国的道路。从人治走向法治是根本的方向，这一点不能有任何动摇。在国家治理领域，不能过多地强调德治。比方治理官员的腐败行为，我们可以有两种基本方式，一种就是教育，不断地跟他说你是人民的公仆，你是一个党员领导干部，你应当有理想信念，应当做道德的模范。但是，我们现在对党员干部的教育从来不缺，可是教育完了以后还有这么多贪官。所以，对官员的约束主要不能建立在道德教育之上，重要的是法治。就是必须有一套规范的制度，对权力实行制约，让官员不能贪。现在中央提出来对腐败官员要做到“三不” ，让他不敢贪、不想贪、不能贪。我觉得很好，方方面面都想到了。但是在我看来，重点要放在“不能贪”上。不想贪当然很好了，但是很难保证哪个官员不想贪，比如有一些官员看到钱就眼睛发绿，你要求他不想贪根本做不到。他嘴上说不想，可是他心里想不想，对此很难判断。还有一些官员胆子就是大，他就敢铤而走险，死也不怕。关键在哪儿呢？关键就在当他想贪、敢贪的时候，必须有一套制度管着他，让他不能贪。这一点必须依靠法治。
当然，德治在一些领域也是需要的，像社会治理领域，还是应当强调和重视德治的。国家治理包括三个次级系统：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在社会治理领域，社会有自己的一些规则，如果这些规则跟国家的法律不是抵触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国家法律的延伸，那么社会就可以通过自己的这一套规则来进行自我管理，就不需要把它上升到国家法律的层面。换言之，可以用德治来解决的问题，就无需用法治来解决。
而且在社会治理方面，中国有自己的传统。中国传统社会里县以下是不设国家政权机构的，主要靠社会自己治理。在这个领域里面，德治有的时候确实效力更大。比如邻居之间有一点纠纷，你如果动不动就打官司，效果不见得好。还不如请一个德高望重的人去调解一下，也许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在社会治理这个领域里面，德治还是大可有所作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