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与公平正义
我们对于公平正义非常熟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直说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也是社会主义的首要价值。这毫无疑问是对的。社会主义要是没有公平正义，那就无从谈起了。资本主义强调自由，强调效率，我们也要自由，也要效率，但是我们除此以外还特别强调公平正义。
也许有人会质疑，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实行的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邓小平也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主要是强调效率，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更强调公平正义，这就把效率和公平正义放在同等的位置，并没有把公平正义放在首要的位置。
其实，自由、民主、平等、公正、效率等都是人类的基本价值，是人类共同的追求，只是不同国家和不同条件下强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而且这些基本价值相互之间有时也存在矛盾，比方说自由和平等在某些时候就会有矛盾。具体来说，在财富分配很不平等的情况下强调自由，说首要的价值应当是维护自由，那么财产多的人、社会地位高的人肯定有更多的自由权，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强调自由会妨碍平等。但反过来特别强调平等，也会妨碍自由。比如在财富分配差距很大的时候，特别强调平等，国家通过强制手段，把一些富人的财富通过税收或者其他手段剥夺过来，事实上会对富人的自由带来某种限制。所以，自由与平等有的时候会有矛盾，那么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政治家和执政党的政治智慧非常重要，他们必须敏锐地看到，在现实政治条件下，对于多数公民的利益来讲，哪一个更重要。
改革开放前，我们的现实状况是什么？那时财富分配比较平等，基尼系数平均约为0.2。大家吃大锅饭，要穷大家一块儿穷。所以当时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效率太低了，强调“一大二公”的绝对平均主义，社会生产力就难以充分释放出来，社会财富相当匮乏，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水平非常低，最后又会反过来影响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我们不要这种低级的平等，大家连饭都吃不饱，这种平等和公平是不值得追求的。改革开放后，有人提出要效率优先，这在当时是对的。邓小平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他非常明白这个时候必须打破绝对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是经过二三十年财富积聚，财富的分配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别已经太大了，这个时候如果还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那就是对这个国家不负责任了，这时要把公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可以看到，这两年党和政府已经不再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了，而是更加突出地强调公平正义，把它放在首要的位置。
此外，公平正义对社会的和谐、社会的长治久安也非常重要。许多学者做过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一个社会的物质财富、政治权益和社会权益的分配非常不公平，突破了某些临界点，那么这个社会只会有两种结果：一种是动荡不定，另一种就是独裁专制。
公平正义的物质基础就是财富的公平分配。但是公平正义光有物质财富的公平分配是远远不够的，公平正义必须具备两个基础：一个是物质基础，再一个就是制度基础，公平正义必须由制度来保证。在这两个方面我们都面临许多严峻的挑战。以体现物质财富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为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2年中国基尼系数是0.47。这一数字已经较高了，超过了国际警戒线——0.4。但很多学者不认可统计局的数据， 2012年西南财经大学的课题组发布说， 2010年我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61，远远高于官方的数据。2014年，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公布的2012年我国家庭净财产基尼系数更可怕，是0.73。而且据它观察，中国现在1%最富有的家庭占有了中国全部家庭财富的1/3以上。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因为我们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共同富裕还得有个过程。但是不管怎么说，物质财富分配如果这么不平等、差距这么大的话，势必导致社会其他领域的不公平，比方说教育领域、环境领域，甚至人们的医疗保健领域都出现了严重的不公平现象。
社会主义要求共同富裕和公平正义。那么，怎么克服在公平正义方面如此严峻的挑战呢？光靠发展经济行吗？发展经济是基础，但是光做大蛋糕，而不在制度方面去完善，不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制度保障体系，那么，财富分配和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势必难以实现。提出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体系，实际上也就是建立一个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保障体系。
十八届三中全会不仅提出了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而且还有一句话非常重要，即把增进人民福祉和促进公平正义，当作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3］ 这一论断非常重要。什么叫作“出发点和落脚点”呢？无非就是说，所有改革既要从这儿开始，又要回到这儿来。把公平正义当作全面深化改革的起点和终点，这说明中央非常清楚公平正义对于我们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性，以及我们所面临的挑战。这次提出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方面，又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