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村落首先是一种自在的生活共同体，成为农村典型或榜样意味着要被村外的世界所知晓，而要被外界知晓则必须通过某种媒介，且作为先进典型，媒介中还需要有相一致价值的象征内容。关于大寨这样一个小山村被外界知晓并扬名中外的媒介，可以从村庄的变迁史中去找寻。为了回顾大寨村出名的历史过程，笔者对这一历史经历者并在大寨成为先进典型中发挥代表性作用的宋立英老人进行了口述史访谈。在问及“大寨是怎样出名的”时，老人很有逻辑性地回忆并叙述了大寨村的一个特殊人物和经历的一件特殊事件。这个特殊人物就是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而大寨村经历的特殊事件便是 1963 年的特大洪灾。
陈永贵是世界知晓大寨的一个媒介，正是通过这位大寨的村庄精英，人们认识了大寨并在不断建构中国农民先进典型，而且也正是这位村庄精英，带领着农民通过自己特殊的实践活动，创造出具有农村先进典型特征的社会经济基础。对于陈永贵这一农民精英，其传记作者作出的评价是: “陈永贵，一个时代的象征。他是英雄，英雄演出的却是悲剧。他创造了一方圣土，但却给朝圣者没有送去福音; 他本是一员悍将，但太多的光环扭曲了他的面目; 他本是一位朴实的农民，但在赞歌面前有时也难以自己。”［5］
1952 年，经贾进才推荐，陈永贵担任大寨党支部书记。1953 年，大寨成立生产合作社并制定了“十年造地计划”。陈永贵带领着大寨农民，“战天斗地”，把“七沟八梁”改造成能产粮食的耕地，把中央的农业合作化路线付诸实践，同时又实现了自力更生。就陈永贵及大寨人发展农业合作生产的历史事实而言，他们依靠特有的意志品质与合作精神，并用实际行动，解决了生存与生活困境问题，获得了实质性的发展。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只是凭主观想象去猜测他们的行动动机，或从当下形势将他们的行动简单地作出“苦干加盲干”的评价，那都有失偏颇。
不容忽视的事实是，陈永贵具有领导村庄农民真干、实干和苦干的能力，同时大寨农民也愿意并能够团结合作致力于发展集体经济，这便是大寨精神形成的社会基础，即大寨的村庄特质。之所以将陈永贵带领大寨人发展农业集体经济的行动看作是一种村庄特质，是因为或许只有大寨人才能凭借其特有的村庄精英和特别的精神意志，创造出集体产权与农业合作的特例。
如果仅从产权与制度主义理论来看，集体产权和农业集体合作难以实现效率，因为在产权不明晰，以及农业劳动难以计量以致有效激励机制无法建立起来的情况下，［6］集体成员的生产积极性也就无法调动起来，由此必然导致农业集体经济的低效率。然而，大寨人则依靠精神意志克服了集体产权和农业有效合作的制约问题。所以，大寨经验可以作为对集体产权与农业合作理论进行社会学再思考的一个特例。
大寨村所经历的一件特殊事件在其被建构为全国农村先进典型的过程中也起到重要作用，这件特殊事件就是在 1963 年大寨村遭遇的特大洪灾。宋立英老人在回忆那场灾害时，依然流露出大寨人当时的惋惜与自信之情，因为特大洪灾冲毁了大寨几乎所有房屋和窑洞，让大寨人返回到真正一贫洗的境地。而恰恰在这种几乎绝望的情境下，陈永贵却向上级政府和国家作出了不同寻常的承诺:“三不要、三不少”，即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国家救济款、不要国家救济物资; 完成统购粮任务不少，社员口粮不少，社员劳动日分值不少。
陈永贵带领大寨农民不仅仅作出了不同寻常的承诺，而且确确实实用实际行动兑现了他们的承诺。他们真正发扬了“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并通过艰苦奋斗，实现了重建家园的目标，同时还完成国家 12 万公斤的征购粮任务，由此大寨不仅仅凭借其精神而且也通过实力赢得了外界广泛关注和赞誉。
1963 年大寨大队经历的灾害事件在大寨成为全国农村先进典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同年，山西省委发出全省人民向大寨学习的号召。1964 年1 月，陈永贵在人民大会堂作关于大寨经验的报告。毛泽东主席在视察南方过程中的多次讲话提到农业要靠大寨精神，周恩来总理派农业部部长到大寨考察核实，并总结了 6 条大寨精神。1964 年12 月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指出: “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7］
大寨的事迹经过中央媒体《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布“大寨之路”“学大寨、赶大寨”等相关通讯和社论的传播，大寨作为社会主义先进集体和依靠精神建设贫困山区的好榜样从此被建构起来，参观访问大寨的国内外宾客包括高级政要络绎不绝，全国随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
从结构—过程分析角度看，大寨这一农村典型之所以被树立起来，既包含了结构因素，也有被社会建构的过程。大寨典型的原型结构是: 特别的村庄精英、特别的农民群体、特色的村庄、特殊的事件。而大寨典型的社会建构过程则是: 特殊的时代需要→地方政府的塑造与推动→原型的参与和响应→中央政府的认可→中央媒体的建构与传播→精英和大众的支持。
在大寨典型的原型结构中，陈永贵无疑就是那位特别的村庄精英，他以超凡的精神、毅力、能力和智慧，领导村庄农民团结起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他的品质和事迹是真实的，也是特别的，具备成为典型的特征。构成典型主体的因素是大寨村的农民群体，之所以说他们是特别的，是因为他们确实具有朴实、忠诚、团结和艰苦奋斗的特质。他们的这些特质或许是其他地方的农民难以通过学习就能达到的，可能正因如此，很多地方的“学大寨”也就只能流于形式。也正是在这样的群体中，才会涌现出陈永贵这样的精英，陈永贵也才能得到群众的支持，完成一件件超凡的事业。大寨农民群体所具有的特质是与大寨村整体性的特质分不开，这个村庄的特质既有历史的，也有自然生态的，以及政治与社会的特质。［8］大寨 1963 年遭遇的自然灾害是偶然的、特殊的，但在其成为全国典型乃至闻名于世则具有关键性作用，因为特殊的、偶然的事件是权力、媒体和大众建构的最好素材。人们通常从当下的立场去看待历史过程，这样其实不利于理解大寨典型与其特殊的时代之间的关联。
在“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全国上下对农业集体化道路与政策或多或少产生疑虑和困惑，由于粮食危机，广大农民希望能找到解决温饱问题的方法和出路。大寨经验既迎合了中央政府用来增强推进农业集体化政策的信心，同时也符合广大农民群众的心理需求。
尽管大寨有着特殊的、典型的社会实践，但成为榜样则离不开社会建构过程，这一过程主要有这样几个关键环节: 第一，地方政府的发现和塑造环节。大寨在成为全国典型之前，地方政府昔阳县和山西省早已发现并重点塑造和向外推介大寨的典型品质。第二，大寨的响应和参与。在得到政府重视和赞誉之后，大寨人更加积极地响应政府的方针政策，并通过实践行动参与先进典型的塑造和传播活动之中。第三，中央政府对典型事迹的认可是社会建构的关键。主席和总理的讲话和概括，成为大寨典型形成的标志。第四，中央媒体建构和扩大了典型的政治意义和影响范围。第五，大众纷纷观摩大寨意味着大寨典型被大众接受，标志着一个先进典型已经建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