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现代西方仍保留着传统中的一些优秀成分，发展出一些有活力的思想，科学地总结了社会治理的一些成功经验。但是，貌似对立的两派争论是资产阶级内部各阶层、资产阶级“积极成员”和“消极成员”的意识形态纷争，纷争表面上水火不容，实质上共同反映资产阶级的腐朽性，没有先进性可言。可是，这些腐朽思想和虚假意识被引进中国，便时髦一时，披上中国外衣，就成了可供猎奇的本土化。其实，中国思想界的两派，从术语到理论形式都是对西方思想的效仿，它们流行的秘密在其对中国封建残余和小资产阶级具有魅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倡的民主、自由、公正、法治是中国人民的诉求，其思想资源主要来自中国启蒙思想，并吸收了中国传统思想和世界各国思想中的优秀因素。但是，这些价值观的侧重点是“向前看”的引领，而不是“向后看”的历史总结。在改革开放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面貌的情况下，现在当务之急不是要不要民主、自由、人权的问题，而是如何巩固和维护新民主主义革命所承诺的、改革开放的社会变革所兑现的、人民已经获得的公民权利和社会公益。为了进一步推进四个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要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因此，在社会的层面，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在公正的制度建设和法治建设，这是踏踏实实的工作，将在社会实践中不断摸索前行。
第三，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不但是个人美德，也是公民义务。每个人都是现代社会中的人，既然享有公民权利和社会公益，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不能把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片面化为只是提倡传统美德。有人把腐败的根源归咎为“官德失落”和“利益诱惑”，但这两条对封建王朝的官员也适用，封建王朝偶尔用严刑峻法惩处贪腐，同时提倡“官德”修养，但管用吗?挽救了这个王朝的灭亡吗?封建帝王出于“家天下”的自私和偏见，不敢也不可能触动封建制度，只能落入王朝兴亡循环的“周期律”。共产党既然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共产党人既然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私利，就一定有决心、有能力通过深化改革，革除制度上的弊端，建设公正的制度和健全的法治，以从根本上预防腐败，以保障人民的权利和全社会的公益。
当然，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并不否定道德的重要作用，生活的富裕不会自然而然地导致道德的提升，精神文明并不自发地随着物质文明进步，因此要重视道德和精神的反作用。人们早就注意到，社会制度与人的素质之间有一个“循环论证”：一方面，制度是人创造的并由人执行，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制度;另一方面，制度造就人性，坏的制度“逆向淘汰”善人，“优生繁殖”恶人，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人。但是，制度的改造和习俗的变更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不是一个自然过程，而是社会历史过程。制度和人的改变的一致性只能被理解为不断改革的社会实践。这就是“实践第一”的观点，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综上所述，依据“过去—现在—未来”三维一体的社会进程看问题，中国式启蒙是未竟的事业，我们与启蒙同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