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社会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任何一个文明、健康、有序的现代社会必备的公共价值。这四者承担着彼此有别而又相互联系的社会功能，其中：自由和平等是基本准则，公正和法治是制度保障。这四项社会价值是在人类历史中形成的，即使经过长期的摸索，如何处理它们之间关系至今仍是现代社会的治理难题。
原来，自由和平等既是伙伴也是对头。人类社会是朝着从不平等到平等、从人身依附到人身自由的方向发展的，自由和平等是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共同诉求，当他们争取到平等和自由的权利之后，却发现这两种权利的行使常常造成社会矛盾：或者是多数人以众暴寡，或者是少数人以强凌弱。以平等自由为原则的自由主义于是陷入悖论：或者强调人人平等而牺牲少数人的自由权，或者强调自由权不可侵犯而限制人人平等。由于西方民主制的平等权是公民的普选权，平等与自由的悖论造成西方民主制的困境：一方面，多数人赞成的投票结果不一定符合社会的长远利益，反映社会长远利益的决策往往不能通过;另一方面，少数人意志可以合法地强加给多数人，造成损害社会利益的后果。
中国当然不能盲从自由主义，照搬西方民主制。但我们不能把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现在仍有活力的东西当作腐朽思想来反对，不能把有利于社会主义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更不能用封建主义来批判资本主义，来冒充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和等级制度，提出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的思想，这是历史的巨大进步，必须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在长期发展中积累了一些成功的治理管理办法，值得学习借鉴。中国之所以不采用西方民主制，主要不是因为它的虚伪性和欺骗性，而是因为它有内在缺陷不能解决中国问题;它有内在缺陷并不意味它完全腐朽无能，而是说应引以为鉴，避免资本主义的历史错误和现实弊端，包括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纷争。
中国思想界“姓社”与“姓资”、“左派”与“右派”、“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平民主义”与“精英主义”、“威权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争论正是西方意识形态虚假意识的折射，同时有其特殊的历史根源。在历史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决定了它不能提出行之有效的民主革命和民主建国的纲领，充其量只是一知半解、浮皮潦草地引进西方自由主义和其他政治学说，根本无力推翻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统治，这也决定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取得胜利。新民主主义之所以半途而废，除了有封建残余的影响之外，还有其他因素的作用：中国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占主导的地位，小农的狭隘意识和平均主义倾向既有反抗剥削的革命性，也有破坏社会秩序的盲目性;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产生了以城市平民为主的小资产阶级;小农意识和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是左派幼稚病的社会根源，多次危害中国革命事业，建国后“宁左勿右”倾向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危害，人们至今记忆犹新。
在中国和国际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受挫折时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也在分化重组：一方面是大资产阶级顽固地维护既得利益，抵制资本主义制度和治理方式的变革，他们的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的右翼，被称作“新保守主义”和“新右派”;另一方面，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用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激烈批判、猛烈冲击资本主义秩序，但满足于在大众媒体上博人眼球，提不出切实可行的社会改革方案，他们中有的是自由主义的左翼，有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有的是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一般统称为“新左派”，其思想特征是审美浪漫主义的政治化。激进左派知识分子反对启蒙主义纲领，表明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已经丧失了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理性自信和进步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