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和中国启蒙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反帝的胜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是，建国不久，“新民主主义”迅速被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其后果是忽视甚至取消了尚未完成的反封建的任务，继而在“社会主义”的口号下恢复封建主义，对中国现代化事业造成危害，最后酿成“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在“文化大革命”中，野蛮愚昧毁灭文化知识，专制取代民主集中制，借“大民主”大搞法西斯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要革无产阶级和人民及其先进分子的命。“文化大革命”是五四运动开启的中国启蒙事业的反动，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背叛，是封建主义的回潮，是历史的倒退。把“文革”的根源追溯到五四，简直是颠倒黑白，用假社会主义的恶果否定启蒙，完全是混淆是非。
对封建主义根深蒂固的危险，老一辈革命家从来不缺乏清醒认识。比如，周恩来在1951年就指出：“由于中国社会曾经长期地受着封建主义的统治，虽然土地改革运动已经或正在从经济基础上给封建制度以根本的摧毁，而封建思想和封建婚姻制度的残余，不仅在一部分人民中，甚至在不少的干部中，依然留有深固的影响。”再如，刘少奇在1957年深刻地指出：“等级制度是一种封建制度，我们抄袭了封建制度。如果有这种制度开始萌芽，我看应该废除。那些生活待遇上要求很高的人我看是危险的，将来要跌跤子。”还如，针对“在农村大批资本主义，天天喊割资本主义的尾巴”的做法，万里在1980年提出了“到底怎么估计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影响”的问题，他说：“书记处讨论过，封建思想的余毒是不可轻视的，封建主义还影响着我们的各个方面，不仅在思想上、政治上有，在经济上也有。”
邓小平在1980年深刻分析了封建余毒得以流行的历史原因：“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
痛定思痛，温故知新，中断的中国式启蒙必须重启。启蒙思想向来是社会革命的先声。1978年开始的拨乱反正、思想解放为1981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的社会变革提供了思想准备和理论支持，而改革开放的胜利果实又反过来巩固发展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路线。
邓小平在1982年全面总结了建国以来政治思想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在思想上、制度上肃清封建主义遗毒的改革目标。邓小平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他深刻分析产生这些弊端的根源：“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多少带有封建主义色彩”，“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广泛存在，包括“社会关系中的宗法观念、等级观念;上下级关系和干群关系中身份上的某些不平等现象;公民权利义务观念薄弱;经济领域中的某些‘官工’、‘官商’、‘官农’式的体制和作风;片面强调经济工作中的地区、部门的行政划分和管辖，以至于画地为牢，以邻为壑……文化领域的专制主义作风;不承认科学和教育对于社会主义有极大重要性……对外关系中的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等等”。邓小平专门以“宗法观念”为例指出：“‘文化大革命’中，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一人倒霉，株连九族”，“甚至现在，任人唯亲，任人为派的恶劣作风”没有得到纠正，“一些干部利用职权，非法安排家属亲友进城、就业、提干的现象还很不少。可见宗法观念的余毒决不能轻视。”
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指出：“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他号召“从封建主义遗毒中摆脱出来，解放思想，提高觉悟，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努力为人民作贡献，为社会作贡献，为人类作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