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启蒙
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启动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航程。应该看到，现在深化改革与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环境和舆论环境迥然不同。当年，党中央一系列政治思想路线，从“结束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四个现代化”到全面改革开放，得到全国上下一致拥护，形成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共识和合力，全国人民一心一意搞建设，聚精会神谋发展，为30年发展聚集了人气和精神动力。然而，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始终有封建主义遗毒和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假冒、歪曲、否定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思潮，始终有企图开历史倒车的主张。由于各种意识形态及其代表的利益集团多年的对立和博弈，现在思想解放每前进一步都充满争议，改革开放每一项重大决策都有阻力，几乎没有社会共识可言。
今年的五四，习近平在北京大学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曲折是非的价值标准。”这就说明，只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凝聚全民族、全社会的思想，为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共同目标提供团结协作的动力。
党的十八大把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括为24字真言，分为三个层次：在国家的层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在社会的层面，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在公民个人的层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按照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这三个层次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是全方位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和道德建设。邓小平说：“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今天全面深化改革更是全方位、深刻的社会变革，不破不立，需要结合彻底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和坚决抵制腐朽的资本主义倾向的“破”，才能把握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立”，首先需要全面地理解这三个层次12种价值取向的历史地位、现实功能和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以下分别述之。
第一，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中华民族长期不懈追求的目标。在旧民主主义时期，在“夷之初旦，明而未融”之际，黄宗羲期待“三代之盛”复兴的“大壮”，康有为托古改制的“大同书”，孙中山“天下大同”对人类未来社会的美好憧憬，无不寄托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理想。新民主主义革命朝向这个理想前进了一大步，《新民主主义论》宣布：“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新文化统治而文明先进的中国。”[19]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正在把理想逐步转向现实。邓小平说：“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优秀的人才”;他明确指出，经济是否发达、政治是否民主、文化能否造就优秀人才，是衡量社会主义制度是否优越的三条标准，“所以，党和国家的各项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20]。经过30多年坚持不懈的奋发努力，中国经济创造了世界奇迹，“四个现代化”从蓝图变为现实，强国不再是梦想，小康走进千万人家，习近平提出“中国梦”，鼓舞中国人民朝向21世纪实现民族复兴的更高理想而奋发努力。
“但是，这些不过是乌托邦啊”，一个声音喧嚣着;另一个声音附和着，“都是西方启蒙的进步主义在作怪呀”;还有一个声音跟着喊，“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普遍的价值嘛”。这些人不懂或假装不懂：人类不能没有乌托邦，人类历史就是按照更真实、更完善、更美好的目标，不断把理想的合理性转变为存在的现实性的进步过程。在西方，柏拉图的“理想国”、伽利略的自由落体公式、数学中的虚数、莫尔的乌托邦、卢梭的自然状态，等等，都是这样的乌托邦。社会进步、科学昌明的每一步，都使人发现并证实了自身的创造力量——建设理想世界的力量。某些人对人类的进步视而不见，他们依据“斗争逻辑”的思维惯式，自以为是地一口咬定：由于西方经济在衰退，就不能通过全球化与各国分享利益的途径来实现国家富强;既然西方人搞民主，就是要反民主;既然西方人讲文明，就是要戳穿西方文明的虚伪性;既然世界上充满矛盾和冲突，就是要阶级斗争天天讲。而我们看到中国启蒙的历史和现实已经并正在证明的真理是：实现中国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中国人300多年追求的价值取向，顺应世界历史的潮流，符合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也是世界各国普遍追求的价值。如果在国家层面放弃了这些价值，中国就要永远落后，中国社会主义就谈不上比资本主义更加优越，甚至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