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提出要分清肃清封建主义遗毒的几个政策界限：既“不允许借反封建主义为名来反社会主义，也决不允许用‘四人帮’所宣扬的那套假社会主义来搞封建主义”;“其次，也要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还要划清封建主义遗毒同我们工作中由于缺乏经验而产生的某些不科学的办法、不健全的制度的界限”;既要“在制度上做一系列的改革”，广大干部和群众也要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
邓小平要求：“在思想政治方面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同时，决不能丝毫放松和忽视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对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必须把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工作，同对于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思想和其他腐化思想的批判结合起来”。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也要“采取科学的态度”，不能片面提“兴无灭资”的口号，不能“把我们现行的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改革，也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以防止重犯过去的错误”。对资本主义中哪些需要批判、防止、克服、抵制的思想和倾向，以及如何正确地进行批判等问题，“有必要进行研究并作出妥善的规定”。
在纪念邓小平诞生110周年之际，抚今追昔，令人百感交集、思潮翻滚。32年过去了，邓小平指出的封建主义遗毒的种种弊端非但没有清除，很多弊端甚至愈演愈烈，持续地、严重地危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成为阻碍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顽疾。比如，官僚主义、权力过于集中、家长制作风和特权现象被固化为僵硬的体制，宗法观念、等级观念、官商体制、上下级和干群关系的不平等现象发展为“官本位”的等级，成为权钱交易、任人唯亲、贿赂腐败、骄奢淫逸的制度性根源;而文化专制主义作风和公民权利义务观念淡漠严重阻碍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虽然现在腐败的贪婪早已超出“生活待遇上要求很高”，但形形色色腐败现象的根源正如刘少奇1957年所说“我们抄袭了封建等级制”，他说“将来要跌跤子”，不幸预言成真。正如《人民日报》在周永康被立案审查后发表的评论指出：“党内决不能搞封妻荫子、封建依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要出事。”个人身败名裂事小，祸国殃民事大。
邓小平提出把肃清封建遗毒同批判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结合起来也有现实针对性。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已不限于损人利己、唯利是图的个人品德问题，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遗毒相结合，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在全球化时代，西方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总是要和各地封建主义的落后东西沆瀣一气、狼狈为奸。马克思在揭露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时说：“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在亚洲专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欧洲式专制，这两种专制的结合起来要比萨尔赛达神庙(原编者注：位于孟买北部的庙宇)里任何狰狞的神像都可怕。”中国封建社会有官商勾结、买官卖官的固有恶习。在全球化时代，无论国际资本，还是国内资本，出于利润最大化的本性，总要千方百计地寻租政治权力来攫取巨额的不法利益。这是普遍适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落后国家的一条政治经济学规律。世界上比较成功的治理经验证明，只有健全的法治、全社会的民主监督才能制止资本和权力相互勾结损害国家利益和公众权益;相反，不受制约的权力和资本、没有监督的制度和畸形运作的资本市场，则是少数特权人物和不法分子以权谋私、化公为私的天堂。
习近平给全党全国敲起警钟：“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要亡党亡国!我们要警惕啊!”党中央治理腐败坚定不移，步伐稳健，治标也治本，用行之有效的治标手段争取时间，以治本为根本目的，“老虎”、“苍蝇”一起打，直至最终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以实现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持续不断地贯彻落实这一战略决策和一系列方针政策是一项长期、艰苦的工作，需要全面深化改革的协调和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