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理事长
导读：自17世纪中叶开始的西方启蒙运动，直至现在的中国启蒙，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时代。我们需要重新整理和反思新民主主义、改革开放时期所实践的、尤其是当前全面深化改革所亟需的三次启蒙思想，从理论上分析这个时代曾经解决、现在面临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依据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梳理封建主义、国内外资本主义与中国式社会主义的复杂关系，说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2个价值的层次关系和相互联系。
1783年，柏林“启蒙之友协会”发起“什么是启蒙”的讨论，许多著名学者参与这场讨论，一系列文章在《柏林月刊》上发表，康德“什么是启蒙”的论文是其中最著名一篇。自康德之后，黑格尔、尼采、卡西尔、卢卡奇、阿多诺、哈贝马斯和福柯等西方哲学家，联系西方的现实和传统，对启蒙精神进行持续不断的反思。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吸取了18世纪启蒙时代的精华，创立了无产阶级的学说。毫无疑问，西方启蒙及对它的反思总结，对中国人的思想有很大影响。
但是，我们现在重提“什么是启蒙”的问题，追问的不是西方问题，而是地地道道的中国问题;“中国启蒙”也不仅是历史问题，更重要的是现实问题。然而，一提到中国启蒙，很多人本能地想到五四运动，“五四等于中国启蒙运动”已经成为一个思维定势。其实，五四时期的人根本没有使用“启蒙”这个词，充其量只是用西方文艺复兴来类比新文化运动。用启蒙的概念来概括五四运动，那是1936年“新启蒙运动”的事情，但那场运动和它的概括很快就被人遗忘了。直到上世纪80年代，海内外才把五四运动等同于启蒙运动，那时西方对启蒙已是一片讨伐声。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中讨论中国启蒙或五四运动，更多的意见是顺应超越启蒙、批判现代性、告别革命的思潮来总结中国启蒙的“失败教训”。
现在我们重提中国启蒙的问题，是不是要重蹈中西之争、古今之争、体用之争、传统与现代之争、保守与革命之争的覆辙呢?如果我们不想坐而论道，以致陷入自清末开始的“百年争论”的怪圈，那么就要老老实实地直面中国的问题、中国的历史、中国的现实，认认真真地思考我们现在处于什么时代，仔仔细细地分析我们面临的时代问题是什么。因此不揣冒昧写此文，请教于关心中国现实与未来的人们。
新民主主义与中国启蒙
“启蒙”的概念与“哲学”不同。中国古代无哲学之名而有哲学之实，中国古代既有启蒙之名又有启蒙之实。汉儒的“祛弊启蒙”是启蒙的命名，17世纪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的思想是启蒙之实。侯外庐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从17世纪明末清初写到20世纪初的章太炎、王国维，并在附录中评论了孙中山的“革命民主主义”和鲁迅、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明确说新时代“在中国即以五四为起点”。
把中国近代史划分为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两个阶段，在史学界一直有争议。争议的焦点在哪里呢?大家对1840年以来中国所受的帝国主义的欺辱同仇敌忾，大概都会同意中国近代史的一个主题是反帝，虽然各家各派对“帝国主义”的定义和所指不尽相同;但要说中国近代史的另一个主题是反封建，那就歧见丛生了。
现在很多人不同意说中国古代社会是封建社会。他们说，“封建”的意义是“封邦裂国”，只适用于中国先秦时期和西方的中世纪，而不适用于秦汉以后的古代社会。其实，无论中西，土地分封和中央集权并行不悖。中世纪诸侯邦国是封建制，他们的政治代表“神圣罗马帝国”有名无实，既不神圣，又不在罗马，也不是帝国。但这不等于说中世纪没有中央集权制，罗马教廷就是中央集权制的神权政治。即使近现代，英法德欧洲“民族国家”的君主集权制或立宪制同贵族封建制也长期并存，就连英国这样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也保留着大贵族的地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