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者说“NO”，立法者不敢说“YES”
立法是法治的源头。中国立法环节存在哪些问题？具体而言，中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哪些属恶法，应予废除？哪些应予改进和完善？哪些领域尚属空白，应加快立法，填补空白？中国立法程序存在哪些问题？应如何改进？ 譬如，如何治疗“公共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律化”等痼疾？
江平：就立法而言，现在中国基本的法律体系已经健全了，法律基本已经覆盖了公民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目前更多的是修改法律，这成为当下立法的主流趋势。但是，还有些法律亟待完善，比如新闻法、出版法、结社法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是中国宪法里规定的公民的三大权利，但是，现在法院明确规定，不能直接引用宪法来判案。就是说，公民不能向法院提起有关新闻、出版、结社方面的法律诉讼，这是宪法实施中的一个重大缺陷。
我本人曾担任过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依我看，现在中国立法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立法者权威性不足，专业性和科学性也不足，基本上是领导拍板。那时候，法律委员会讨论法律问题时，很多委员不懂法律。制定法律的人不懂法，工作效率就不高，法律质量也不可能高。立法程序也不够完善，法律委员会讨论时没有表决制度；没有讨论记录，没有把每人的意见记录下来供公众查阅；法律通过时没有形成立法报告。
我们说的权威性不足，就是立法者—人大常委会往往要考虑国务院意见。当时，如果国务院说“No”，人大不敢说“Yes”。如果执法者反对，虽然立了法，法律也很难得到执行。我们讨论《物权法》时，对不动产（土地房屋）登记明明写得清清楚楚，这是当时做了很大努力才写上的，但2007年通过的《物权法》已经通过7年了，这一条还是没落实，直到国务院做了决定才能落实。这是个很大的悲剧，说明立法者权威性不够。
在修改法律方面也存在这个问题。严格说，修改法律的难度不比立一个新法小。为什么这么说？现在市场变化快，经济发展变化快，有关市场经济的法律通过了十年之后，通常情况下要改变。如《公司法》通过十年后，市场经济发展变化很大，若再不修改，这个法律就要成为恶法。什么是恶法？一是侵害公民利益。比如当初的劳动教养制度，后来竟然赤裸裸地侵犯人权了。二是违背了市场规律，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这种“恶法”太多了。我们制定法律时缺少一种规定，国外叫终止条款。新法出台后，旧法中哪些条款需要废除？哪些条款和新法的规定不一样？不一致者应该以新法为准。我们只能等国务院法制办清理法规时说哪些法律法规失效，所以，经常出现新法与旧法的冲突。这都是我们的立法缺乏较强的科学性的体现。
媒体上有这种说法：“中国法律是白条。”那么，如何强化法律的权威性？如何推动法律的实施呢？
在世界各国，宪法应该是最高权威，我们是反其道而行之，宪法最高也最空，反过来，地方政府，甚至县乡的一些规定和文件，比法律还管用。国家法律是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则，任何人不得违反，但我们普遍缺乏这样的观念，这导致中国许多法律缺乏权威性，难以得到执行。
公民“法无禁止即可为”，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
行政执法是法律实施的主要环节，这个环节存在着很多问题，譬如政出多门、九龙治水、选择性执法、执法部门自由裁量权太大等等。你认为，还有哪些主要问题？其症结和成因何在？应如何改进？
江平：要理解这个问题，首先须认清公权（公权力）与私权（私权利）的性质。私权利指自然人或法人等市场主体（私人部门）拥有的利益，公权力指政府等国家机构（公共部门）拥有的权力。李克强总理在今年3月两会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要让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让政府部门“法无授权不可为”。就是说，对“权利”的拥有者而言，只要法律没有禁止就是合理的；对“权力”的行使者而言，没有授权就是非法的。这句话是法律人熟知的经典法言。公权力的行使必须获得授权，而私权利未经禁止都是合法的。私权利是市场给的，社会给的；而公权力是法律给的，如法律没给，就不能行使。由此可见，政府权力是有限的，应有权力清单，权力清单中没有的就不能行使。但是，中国各级政府的权力向来是无限的，是没有限制的，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政府自己划定行使权力的范围，做了很多不应由政府做的事情，从而侵犯了个人、社会、市场的权利边界。
经济学家喜欢说，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吴敬琏先生就常这么说。这包括两个方面：市场自由和市场秩序。总体来说，应该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和市场准入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主要应履行好提供公共产品和监管市场的责任。就是说，政府不应干预市场自由，而应维护好市场秩序。
但是，现在政府的职能正好错位了。政府干预市场自由过多，政府希望在市场中取得自己的利益。最突出的就是土地财政，占比很大。这是一块肥肉，政府舍不得放开。而市场秩序本应由政府管，因其容易得罪人，吃力不讨好，政府便不愿作为。比如环保部门，常常执法不到位。
对政府而言，不论是九龙治水，还是选择性执法，都是因利益驱动。如果政府扩张权力，唯利是图，那绝对会形成一个大政府。要改变政府行为，必须变大政府、小社会为大社会、小政府。各级政府都应该明确权力清单，只管自己该管的事，这样，才能走向法治政府的理想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