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学术偏爱与人生偏爱
学术的痛苦与享受
记者：大家说你对学术有偏爱，是一种怎样的偏爱？除了学术，你还偏爱什么？
华生：因为我是读书人，即使当年在农村作为黑五类子女什么前途也没有的时代，也能从书本当中寻找力量、信念和快乐，寻找知识和希望。所以，从小最好的朋友就是书本。那时候除了读马列著作，能找到的别的书有限，但也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所以那些书很能影响我的思维。从懂事的八九岁开始，就能感受社会的歧视，在那样一个信息有限的环境里，不甘沉沦，唯一的朋友就是书本了。我的学术偏好，可能跟我青少年时期的这段经历有关。读书是我莫大的享受，因为这永远是吸收别人的智慧，用先知先哲的智慧滋养自己，过去觉得这是理所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在知道，一个人能愉快地读书，也是一种幸运。因为没有好的身体和头脑，就读不了书。像我们这样年纪的人，总会身体有些毛病了，所以我常由衷地跟年轻人说，能够读书，是上天给人类的恩惠，是一件多么愉快的事情。而做学术、写作、攻关，是有很多痛苦的。所以，要把学术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非常愉快的过程，如果连这个享受都没有，那就不用做学术了。另一部分是痛苦的过程。当难题没有破解的时候，真的是茶饭不思。我有很多的想法都是清晨醒来躺在床上的时候有了突破，所以我怀疑可能人睡着的时候大脑还一直在工作。初步想法有了，要组织成一个自己满意、读者能看得很清晰的文字，也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所以我的文章一般都要改六七遍。有时一个课题开始了，遇到困难，遇到事情，先停下来，有想法有时间随时再接着做。我的文章经常是在机场候机或到医院看病排队中断断续续写成的。
读书已是我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而写作，其过程客观地说比较痛苦，但我为什么还在写，因为觉得写出来的东西对别人还有帮助，如果是为了别的，那还不如不写。之所以研究、写作，是因为感觉还算在前沿，我所研究的问题，也许一时不是主流，也许社会也并不关注，但我是根据自己的判断和直觉抓问题，确实研究过的课题，过若干年总是会成为主流，总是会成为政策关注的重点。这当然给我以信心。因为这证明我还可以做研究。
双轨制理论当时是赶上了那个时代；国资改革当时是我们所做研究的报告引起了中央领导的关注，股权分置改革，也是在研究中先写了篇文章，发表于1998年2月的《经济研究》上，讨论流通股非流通股的产权问题，过了好多年才成为热点；户籍制度改革与人口城市化，是我14年前考虑提出的课题，到七八年前开始集中研究，这几年来成为政策和社会的焦点。
一个人研究的问题，能够被实践被社会后来证明是在前沿，这就是所获得的一个回报。如果研究的问题不重要，得到的结论没价值，那到了我现在这样的年龄和状况，确实可以不研究了，只阅读就可以了。
记者：很多人认为在众多经济学家中，你总是以奇特的才能拿出解决难题的有效方法，是一个方法天才，在你的《中国改革做对的和没做对的》、《中国股市假问题和真问题》、《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等著作中，都有许多建言献策。我们很想知道，你的这些思想的来源是什么？
华生：我想大概一是来自于对中国社会的深入了解，一是来自于外部的知识——所看的中外的书，所经历的中外的生活。这样，参照系就比较多，立足点也会高些。当然也有很多东西需要临时补课。比如研究土地问题，美国土地制度是怎样的，我过去并不知道，我只有在英国生活的经历。那就要补很多东西，通过互联网，我可以查到很多原始的资料，而不用跑到美国国会图书馆或美国最高法院去查那些材料。
确实，对中国社会，对中国的体制问题，我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有比较深入的体验和真切的感受。自己当年就是农民工，是上河工挑泥的农民工，就在社会底层，而且还不是能到城里打工的农民工。和农民一样，整天赤脚劳动，睡在田埂上，这个经历使我对底层被歧视、很辛苦的生活有深刻了解。
后来我还有经商的经历，对商人和企业家、工人，对企业管理，我也有亲身的了解，我知道他们怎么想问题。另外，我还知道政府部门如何运作，决策如何出台，因为我参加过改革，参加过高层的决策会议，上世纪80年代有机会接触高层领导，获得受培养受锻炼的机会，现在当然也经常有机会参加机关的各种会议，因此知道政府如何处理问题，什么样的东西政府可以操作，什么样的东西你跟政府说了也没用。
记者：在上述3本书中，你说你非常看重《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为什么？
华生：这也只是一种说法。因为前两本书基本是论文的组合，《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却是一本专著，花费的写作时间最多，涉及中国土地制度转型和历史、政策的演变，也涉及美、英、德、法及东亚国家或地区的相关问题分析。所以我自己感到虽然花费时间长，但做得比较扎实。
记者：过去曾有人说你是“股市预言家”，但这几年对于股市动向你似乎基本保持沉默，你还要再观察一下才肯开口吗？
华生：也不完全是这样。我本来并非股市预言家，只是因为当时参加股权分置改革，这与市场情况有关联，如果把市场搞坏了，改革也就没法进行下去。所以当时是基于改革的角度，对市场的变化趋势做了一些分析和判断，也正好说的基本都比较准，但这实际是有一定偶然性。巴菲特曾经说过：“市场在特别低和特别高的时候，我是知道的。其他时候我也不知道。”他这句话说的很客观。
我现在不开口，是因为第一，我现在没有重点研究股市问题，那就隔了一层；第二，股市大多数时候不是特别高或特别低，这个时候不知道就是不知道；第三，现在资本市场政策的摇摆性很大， 难以判断。如去年下半年大讲注册制，到今年上半年又变得遥遥无期了。现在又似乎说明年又要推。在政策本身摇摆不定时，市场也就不好预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