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市场常平分秋色”
记者：你对于林毅夫与张维迎前不久就“政府与市场”议题展开激辩所发表的公开评价，引起很多关注，你认为“市场极右派表面是现体制最坚决的批判者，实际却是其最好帮手。因为他们给了体制维持现状拒绝改革的最好借口”，如果客观地看中国30多年的经济成就，你认为其转型经验的一般意义究竟是什么？而谈论这一问题我们究竟应该回到斯密的观点还是回到斯密的研究方法？
华生：很明显，任何观点都有局限性与时限性，所以，当然是方法更重要。世界在不断发展，斯密的那个时代大工业机器尚未出现，斯密实在够得上是一位天才，但世界日新月异，因此，最重要的，已不是他的观点，而是他的方法。当然方法本身也要发展。
所以，谈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若仅停留在表面上，则意义不是很大。谁也既离不开政府也离不开市场。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开篇就说，现代经济是混合经济。所谓混合经济，就是政府与市场在某种意义上平分秋色。虽然，斯密时代的政府是小政府，但问题是，斯密手工生产时代的政府干的事情还很少。现代社会这一两百年来变化太大了。美国倒是讲小政府，但他们的政府越搞越大，钱还老不够用，政府赤字惊人。所以，不能光讲书本光讲一厢情愿的理念。
记者：在中国经济改革与转型的35年中，究竟是市场的作用大还是政府的作用大？如何评估所谓“有为政府”和“产业政策”的作用？
华生：很难说哪个作用更大一些，其作用都非常重要。当然，确立市场经济这个方向，这是基础性问题，如果没有这个，则政府再能干也没戏。有了这个之后，有为的政府必不可少。二战之后，搞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多了去了，而成功的国家是少数。也就是说，不搞市场经济肯定不行。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市场经济更重要。但搞了市场经济不一定就行。怎样才行？搞市场经济还需要有为政府才行。
而有现代政府、有财政税收政策，某种意义上就有产业政策。政府的钱给谁花，财政预算往哪投？比如美国的航天局，花那么多钱，航天是不是产业？美国的军工那么发达，军工是不是产业？从军工业里面发展出来的互联网，是不是已经形成产业？
特别在后发国家，其宏观的财政金融政策包括一定意义上的产业政策， 恐怕更重要一些。因为其前面别人已经走出路子，所以犯错误的概率低。但就连美国那样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也有产业政策的引导，否则其互联网产业如何发展起来？如果前期没有海量资金投入，恐怕很难。如果没有军工投入和大学里的学术投入，也不会有互联网。互联网进入商业应用是在这之后很多年才发生的。在此之前，军工和大学花的钱不全是国家财政资金投入的吗？没有前面的持续的资金投入，就没有后来的商业应用。上世纪80年代我在英国牛津大学读书的时候，那里已经有互联网了，但只是应用于学术界，尚未有商业的应用。
记者：国企改革现在已进入混合所有制改造阶段，那么，如何推进理性的和真正以提高效率为目标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华生：这是一个大问题，回答起来绝非简单。某种意义上，混合所有制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股份制不就是混合所有制吗？股份制就是不同所有制的集合。
混合所有制本质上是为了解决国资国企的路究竟怎么走的问题，是为了解决经济发展和基本经济模式的问题。这是对我们目前体制的一个基础性挑战。现在要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即以公有制为主，但究竟怎么为主？与市场经济怎么融合，如何解决经济发展问题？都涉及大的战略问题。过去为此曾尝试过很多办法，换了不少口号，但都没有真正起作用。
我计划明年开始也要着手研究这个问题。因为上世纪80年代我就有过研究。那是1985年，我和几个同伴写了一个报告“中国：进一步改革的问题和思路”。其中谈到就国企谈国企，没有出路，要从国有资产改革入手，提出要成立国有资产管理总局。1986年初这个报告引起了当时高层的重视，让我在国务院的会上作了两次专题汇报。1988年国家就开始建立了国有资产管理局，2003年又设立了今天的国资委。
但应该说，这几十年来，相关问题的研究和探索有进展，但还没有根本性突破。比如，直到今天，连我们近30年前提出的经理人员的市场化职业化都没做到。
记者：对于国资改革中屡被提及的所谓淡马锡模式，你怎么看？淡马锡模式究竟是否适合中国？上海国资改革中对此问题的认识与国家国资委的看法似乎有某种不同？
华生：目前各方面自己的思路都还不清楚。如果连究竟什么是淡马锡模式的问题都还搞不清楚，还怎么谈要不要淡马锡模式？如果要学淡马锡模式，央企的薪酬制度改革就不是今天这个做法。淡马锡模式是在商言商，用人薪酬全部市场化。但现在中国的国企高管都是由组织部、国资委任命，还讲什么淡马锡模式？来自地方的任何小捣鼓，很难有大用，中国改革从来都是需要有大思路。
中央政府从来没有说过要学淡马锡，而有关部门自己对这个问题都还不清楚，所以现在谈不上学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