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学术贡献与思想争论
双轨制的三个角度
记者：中国改革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莫干山会议迄今已有30年了，作为当年“价格双轨制理论”的主要贡献人之一，你怎么评价这一理论的历史作用？
华生：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
第一个角度，价格双轨制理论确实是一个创造，它实际上解决了从计划经济，从过去那种大一统的社会，向着更加开放的市场经济转型的路径问题。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大家争论出来的。我始终这么认为，也一直是这么说的，虽然评奖的时候，他们把我列为第一贡献人。
我没上莫干山的时候，并没有这个理论，若没有王岐山、朱嘉明、黄江南他们几君子发起和主导这个会议，没有田源从国务院价格中心带着调价的方案来，没有李剑阁代表周小川、楼继伟他们阐述其被中央重视的价格改革思路，没有张维迎从书本中来的有关市场要放开的激情演说，若没有这些思想的争论，没有孔丹、李湘鲁等当时国务院高层领导的秘书提供上层决策的信息，我们哪里会发明出双轨制理论。而当所有这些东西都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发现原有的思路均有不足，于是加工、碰撞出来了一个新的东西，这就是放调结合的价格双轨制。后来确实是因为价格双轨制，中国成功地从计划价格过渡到了市场价格。当时价格改革面临巨大风险，大家普遍认为，经济改革的失败最终一定会是因为价格改革的失败。1988年价格改革硬性闯关，也确实失败，出了大问题，1989年的事件与之有直接关联。但双轨制后来不声不响地将问题解决了。1990年代以后再没有人说价格改革在中国有多难，因为它已经消化于无形之中。这与我们一开始所提出的建议基本一致，我们曾提出要有四到五年的过渡期，结果包括1989年后的停滞和调整，一共用了六七年。
第二个角度，莫干山会议之后，我们曾在《经济研究》上发表文章说，双轨制不仅是一个有关价格的理论，而是一个有关经济模式如何过渡的理论。中国的外汇交易市场曾经也是双轨制，当时有黑市价，也有计划价，经过很多年才过渡到一个价。中国的所有制、户籍制也都是双轨制，双轨制是整个中国改革的一个过渡模式，兼容性很高，而成本比较低。这无非是说，对旧的存量的东西，不要以革命的方式去对待，而是可以先维持，让新的东西慢慢发展起来。新的东西的成长，本身有个摸索完善的过程。人们的认识与学习，也要有一个过程。所以双轨制不光是一种策略，还是一种学习和试错的方法。休克疗法之所以出问题，正因为当新东西出现时，制度都断裂了，人们都蒙了，于是一切都发生了混乱。而双轨制，是逐步学习和前行。所以，今天的人们搞市场经济已经很在行了，他们是慢慢学出来的。制度、法律，也是一步步建立起来的。所以，中国经济改革的过渡模式，就是双轨制。
更大的双轨制，就是邓小平的思想中所包含的有关中国政治经济的双轨制，也就是所谓“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改革开放某种意义上也是对整个世界的资本主义体系打开大门。改革中很重要的一点，也是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这与现实某种意义上是有矛盾冲突的一面，因为一边是社会主义，一边是资本主义。对外是对资本主义开放，对内要坚持社会主义，这就是一种双轨制。对内也是既发展私营、外资，也发展国有经济，这又是一层双轨制。
邓小平的政治经济双轨制成就了中国，今天也挑战中国。也就是，这条路还能不能照样走下去？现在人们总爱说什么什么时代，我却认为，现在仍是邓小平时代，仍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轨道上。
记者：诺奖得主舒尔茨说：“近三百年来根据主流社会思潮进行的重要社会变革绝大多数是失败的。”从中国过去三十年所取得的成绩看，如果要修正斯密的模型，你认为应该修正什么？渐进双轨式改革是最优选择吗？
华生：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深入思考过，因为现在发展与改革中的现实问题太多，也许以后会沉下来思考一些更深远的问题。但我觉得不要把问题看得太绝对。中国的发展一方面也是成功运用了斯密的理论，也包括运用新古典等很多理论的结果，所以，不能说我们与别人完全不同。我们吸收了别人很多东西。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发展过程也是对现代西方新古典的很多理论的挑战。我们的很多东西，新古典从来没推荐过。我们搞的双轨制曾经受到世行的批评，认为是非驴非马。我们国家一些老一代知名经济学家如吴敬琏老师他们，最初也都不赞成双轨制。提出双轨制的人当中，张少杰和顾准的儿子高梁这两人是吴敬琏的学生，学生去向老师汇报，还被老师批评了。
所以，一方面，我们吸纳了别人的成果，另一方面，我们对别人的成果提出了挑战。这也是正常现象，因为任何理论都要丰富、发展和纠错。美国从资源到人口那么得天独厚，今天却也还面临那么多的问题，但如果把美国那一套东西搬到中国来，中国一定做得比美国差很多，因为中国与美国的历史不一样，人口资源关系也不一样。美国两三亿人口占据了那么好的地方，而中国十几亿人口却只占自然条件相对较差的一块不很大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