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可辩不拘于信仰之争
记者：对于有关政府与市场作用的激烈争论，我们看到你已有公开的表态，但你所加入的这种争论，似乎已不仅仅是门派之争，有人甚至认为是思想和意见的立场之争。你怎么看？
华生：这的确是涉及到思想和意见的立场的一种争论，我们现在的争论，与上世纪80年代的争论有很大的不同。那时的争论，是要证明怎样的办法和方式能解决当时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今天的争论，就像这场政府与市场作用的争论，基本上是意识形态争论，是信念的争论。相信政府作用更行的一方，讲的是他们那一套理论；相信市场更行的人，就认为最好是没有政府。这已经没有多少学术和道理，完全是信念问题了。现在有很多人一发言你就会知道他到任何地方都是同样的观点，因为那就是他的信仰。这种讨论已没有多大意义。
我曾一再强调，无论市场主义者多么相信市场的力量，他们怎么没去一个没有政府的岛上去生活呢？为什么在美国那样被称为自由世界的地方，政府还很强大？这说明政府与市场，它们都有局限性，都有问题，但都谁也离不开谁。因为这与人的本性有关。如果人都讲道理和守规矩，那确实不需要政府，有市场就够了，相互交易、公平买卖。但问题是，人并不都讲道理和守规矩，总有些人想投机取巧、损人利己，这时候，光有市场没有政府就不行。有人说，市场最后会惩罚那些人，但是实现社会中的人不愿等也负不起那个代价。所以，必须要有政府的监管来界定产权维持秩序。如市场本应是公平交易，但如果发生了抢劫而不被制止，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抢劫者的行列。政府是一种必要的恶，因为它用强制的力量，但它对应的是人性恶的一面。
回归热情不容于体制偏见
记者：可以请你谈谈你“只身从海外归来，又被体制开除”那一段人生经历吗，其对你的思想认知或转变有怎样的影响？
华生：当时有一大批人包括郭树清、张维迎等去英国牛津大学深造，我开始也是参加一个一年的项目，后来又赴牛津读书，接着就被以“滞留不归”开除出体制。我之被体制开除，那是潮流的产物，并非有谁要与我过不去。上世纪80年代的那种环境下，我们都是改革的先锋，常去中南海开会的年轻人。以后，政治风向转变，我成了牺牲品，就被找个理由开除了，回国以后，想回原单位工作，但他们不要我回去。直到今天，他们依然不要我回去工作。前几年我曾向他们提出：现在情况变了，而且自己已在做学术研究，可否回原单位工作？他们回复说，不行，这里编制不够。可见他们全都是优秀人才，而我这样的人要回他们那里编制就不够了。
记者：你认为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
华生：可能因为我比较另类吧，人家不喜欢。
记者：可是你的学术成就和卓越贡献不是早已有目共睹吗？
华生：那是没用的。所以，这件事倒也有助于我加深对体制的认识。集权体制的一大弊端就是，它肯定会埋没太多的优秀人才。
记者：外界认为你的一些意见分析，倾向于政府，你却说你是被体制所排斥的人。
华生：反正他们不要我回去，他们还说，若实在不行，可以去其他地方，但原来的单位，就是不能回去。我从国外回来之后，曾去原单位自己原来的办公室赖在那里好多天，每天睡在办公桌上。我是第一批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当时分给我位于三里河的一套住房，等我回国后，发现房子已被没收。
记者：你的这一说法出乎我们的预料，我们本以为体制应该非常愿意接纳你这样优秀的有杰出学术贡献的学者，以为是你不愿意再进入体制内。
华生：那真不是这样。我猜测，也许是我回去的话他们某些人觉得不舒服不安稳吧。我曾很认真地去找了有关方面，认真地与他们交谈了几次，但对方最终仍坚持说，不行。
记者：为何其他人后来都没事？
华生：这当然是必然性与个人偶然性的结合。1957年也不是人人都被打成右派。我就是这样被逼下海的。
所以，正如《圣经》上所说，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必然为你打开一扇窗。后来发现，下海虽然牵涉很多时间，有几年基本上没做研究，但实际上对我后来做研究却非常有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