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负责任大国”的提出及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体系的关系经历了从融入国际制度到承担国际责任的过程。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促进经济发展，中国更愿意加入多边经济组织和制度，而对各种多边安全组织和制度则取谨慎观望或有限参与政策，担心一旦加入就要受到制约或被孤立。在实施开放政策的最初20年内，除了缺乏制度性规定、较为松散的论坛外，中国从来没有作为主要发起国参与建立任何多边组织或机制。同时中国一直强调自己仍是发展中国家，争取和接受了许多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大量援助、资金和技术，而对救助其他国家及联合国维和行动显得并不热心。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对国际制度的态度变得更加积极，中国加入了世界上大部分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特别是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转折，标志着中国全面融入现有的国际制度和组织，中国由一个体系外的游离者成为了体系内的参与者。但是在中国加入国际制度成为国际社会成员之后，中国是否应该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承担国际责任？这一问题开始浮出水面，像对国际制度一样，中国对国际责任的态度也经历了从犹豫、认同到积极的过程。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对国际责任的认识不断加深，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为中国转变角色、承担地区和国际责任提供了重要契机和动力。中国不仅向遭受金融风暴冲击的国家提供了不附带任何条件的紧急援助，而且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牺牲自身经济利益来换取地区经济的稳定。中国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为稳定地区乃至全球的金融和经济做出了贡献。中国政府在处理此次地区金融危机中积极、负责任的行为，向亚洲乃至世界展示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国家形象。此后，中国逐渐加大援助发展中国家的力度。截至目前，中国共向110多个国家和区域组织提供了援助，援助项目达2000多个；已减免了44个发展中国家总计198笔、价值166亿元人民币的对华债务。此外，中国还主动倡导创建上海合作组织以维护地区安全局势，积极参与朝核危机管理，倡导并主持“六方会谈”也体现了同样的外交诉求。
从1997年至今，中国“负责任大国”的提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这可以通过《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1997—2013）中“负责任大国”这个术语出现的频率反映出来。
第一阶段从1997年至1999年，这个时期是“负责任大国”提法的初始期。第一次提出这个概念并不是中国政府自己，而是泰国总理川立派。
当时由于中国政府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得到了亚洲各国的称赞，川立派赞扬中国是一个“负责任大国”表达了大多数国家的观点。可以说中国在危机中的负责任行为得到了其他国家的认同，而他国的认同使中国政府增强了“负责任大国”的意识。所以在以后的多次场合中，中国政府提出要做“负责任大国”。
第二阶段从2000年至2005年，这个时期是“负责任大国”提法的争论期。在这个阶段，无论是官方还是学者都对这个提法存在争议。一派对此持积极态度，认为随着中国实力增强，应该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一派对此持谨慎态度，认为中国主要是要搞好自己国内的事情，不应该承担过多的国际责任，特别是超出自身能力的国际责任，认为“中国责任论”是西方设下的陷阱。特别是2005年9月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后，
更是把争论推向高潮。
第三阶段从2006年至今，这个时期是“负责任大国”提法的成熟期。从上图统计来看，这时期该术语出现的频率明显上升。经过前一时期的争论，对中国到底要不要承担国际责任，对谁负责，怎么负责等问题有了比较成熟的认识，并且中国的负责任行为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同，这更加坚定了中国做“负责任大国”的信心。
1999年《中国外交》的开篇则出现了对于中国“负责任大国”国家身份首次作出明确、完整的表述，即“中国作为一个和平、合作、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日益突出，国际地位和影响进一步提高”。此后每年的《中国外交》中，不再仅是在论述中国在各领域外交行为时零散提到中国的作为是“负责任”的，而是在中国外交理念部分屡次明确表明中国是“负责任大国”、发挥着“负责任大国”作用，即有意识地通过建构中国“负责任大国”国家身份来塑造其自身在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国家形象。如“中国的主张和行动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理解和支持，中国负责任的大国作用日益受到众多国家的赞扬和肯定”、“中国在国际反恐斗争中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的言行展示了一个和平、公正、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中国积极参与解决西亚北非地区热点问题，发挥了独特作用，显示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等。自此以后，“负责任大国”作为中国国家身份定格下来，国家领导人开始在不同场合的演讲中多次声明中国是一个“负责任大国”。
2007年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王毅在《求是》杂志撰文指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有必要履行应尽的国际责任。中国历来是国际社会的负责任一员，始终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处理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国将依据肩负的国际义务履行相应的责任，将考虑自身的能力做力所能及的贡献。尤其重要的是，中国将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确定自己的立场，将在中国自身的利益与世界人民利益的结合中做出政策选择，将把自己所承担的国际责任与时代发展潮流和历史前进方向一致起来。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初衷是既要对自己负责，也要对世界负责，更要对未来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