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苏东巨变的启示与思考
发生在人类20世纪最后十年的苏东巨变和苏联解体这一重大事件，不仅震撼了世界，也启示了我们。苏东巨变和苏联解体绝不是福山所说人类“历史的终结”，也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彻底失败”，它告诫人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在世界上站立起来，必须自强，努力发展自己。必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在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要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始终放在首位，不得动摇；要维护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始终在党的领导下阔步前进。
（一）人们都在说“亚洲太平洋世纪”，我们站的是什么位置？
据邓小平年谱记载：1991年8月20日，邓小平同江泽民等谈话，“议论十九日苏联发生的事件”。让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却用大量篇幅讨论了国内局势，引发了对“‘亚洲太平洋世纪’我们站的是什么位置？”这一重大问题的深刻思考。邓小平说：“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人们都在说‘亚洲太平洋世纪’，我们站的是什么位置？”[45] 其实，对所谓“亚洲太平洋世纪”这一提法，邓小平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叶就关注过这个问题，此后一直没有中断。如，1985年11月22日会见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时说：“现在世界舆论说，二十一世纪是太平洋世纪。”[46] 又如， 1988年5月15日在会见阿根廷总统劳尔·阿方辛时指出：“现在人们常说，二十一世纪将是太平洋世纪。我看这个说法为时过早，最大的缺陷是十亿人口的中国还落后”，他认为“真正的太平洋时代的到来至少还要五十年。”[47] 再如，1988年12月21日在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指出：“近几年有一种议论，说下个世纪是亚洲太平洋世纪，好像这样的世纪就要到来。我不同意这个看法。”“真正的亚太世纪或亚洲世纪，是要等到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邻国发展起来，才算到来。”[48] 邓小平在这次与中央领导同志议论十九日苏联发生的事件时，旧话重提，把目光再一次投入了“亚洲太平洋世纪”，而且联系“我们站的是什么位置”这样一个话题展开。他分析说：“过去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现在比下也有问题了。东南亚一些国家兴致很高，有可能走到我们前面。我们也在发展，但与他们比较起来，我们人口多，世界市场被别的国家占去了，我们面临着这么一个压力，算做友好的压力吧。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得多，我们就落在后面了。要研究一下，我总觉得有这么一个问题。机会难得呀！”[49] 苏东巨变、苏联解体，引起“世界发生大转折”，对这些国家来说是一个动荡和削弱，但对正处在关键时刻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来说，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机遇。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我们自己，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我们看到，这一思想在南方谈话中得到了充分展开，成为邓小平思考苏东巨变和苏联解体的重要启示之一。
（二）东欧发生的事情说明中国的“四个坚持”是搞对了
1990年6月11日在会见包玉刚在谈到东欧剧变问题时邓小平说：“如果走东欧这条路，中国就完了。东欧发生的事情说明中国的‘四个坚持’是搞对了。放弃社会主义，中国就要乱，就丧失一切。”[50] 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带来的直接后果“就要乱，就丧失一切”，这是中国人民不能答应的。1990年9月12日在同金日成谈话时说：“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四项基本原则，我们绝不会放弃。”[51] 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坚定信心，也在向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出忠告。同时，邓小平也一再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改革开放，他说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52]1991年8月20日同江泽民等议论十九日苏联发生的事件谈到国内局势时说：“现在中国局势稳定，一个是由于处理一九八九年那场动乱时坚持社会主义，一点也不动摇；再一个是由于坚持改革开放。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这方面道理也要讲够。”试想，如果没有坚持改革开放，哪会有中国在短期内的飞速发展成果？[53]1992年1月20日视察深圳时说：“苏联、东欧的变化，说明我们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不能倒。中国倒了就是一片灾难。”[54] 1993年9月16日同弟弟邓垦谈话时说：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四个坚持”。没有这“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现在经济发展这么快，没有四个坚持，究竟会是个什么局面?最后他还说，四个坚持是“成套设备”。[55] 我们看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贯穿整个改革开放全过程，这一思想自他在1979年3月首次提出之后，一直到他的晚年同弟弟邓垦谈话，从来没有放弃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邓小平从苏东巨变和苏联解体中得出的又一启示。
（三）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
在国内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在苏东社会主义垮台的事件中，邓小平提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的重要结论。
在中国国内平息动乱、东欧第一个国家政权易帜后三个月，即1989年10月26日，邓小平会见泰国总理差猜•春哈旺时指出：“中国要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允许任何外部势力插手中国的内政。[56] 1989年12月1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樱内义雄时指出：“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在许多国家煽动动乱，实际上是搞强权政治、霸权主义，要控制这些国家，把过去不能控制的国家纳入他们的势力范围。” 并联系国内情况时说：“这次动乱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这次动乱还使我们更加认识到稳定的重要性。这次我们采用戒严的方式解决了动乱问题，这是非常必要的。今后如有需要，动乱因素一出现，我们就采取严厉手段尽快加以消除，以保证我国不受任何外来干涉，维护国家的主权。” [57] “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这是从国内动乱和苏东巨变和苏联解体中得出的重要启示。长期以来，一些人看不清西方国家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制造动乱的真实祸心，严重忽视这些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反动本质，只顾埋头搞经济合作，只求取得经济上的效益。对那些全然不顾国家主权和安全、把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置之脑后的错误观念和做法，必须予以彻底的摒弃，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时刻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到第一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