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战后曾有一段时期，人们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抱有幻想，所谓的“和平发展”、“和平竞赛”在苏东国家甚嚣尘上，国内也有人对资本主义制度大加赞赏，认为今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可以友好相处、平安无事了。但事实却是无情的，当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达到了一个顶峰。邓小平对此保持了高度的警惕。
1989年9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籍华人李政道时指出：“西方世界确实希望中国动乱。不但希望中国动乱，也希望苏联、东欧都乱。美国，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美国现在有一种提法：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我们要警惕。”⑦“我们要警惕”，不仅是说给中国人听的，其实也是说给苏东人民听的。可事实上，许多人并没有对此加以“警惕”，而是放任自流，甚至有人是推波助澜。1989年11月23日在会见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朱利叶斯·克·尼雷尔时又重复着同一个话题：“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东欧的事情对我们说来并不感到意外，迟早要出现的。”⑧邓小平对西方搞和平演变一直高度警觉，对东欧发生的剧变早有思想准备，因为东欧国家顶不住西方的和平演变，一定会垮台，只是时间迟与早的问题。1989年12月1日在会见日本客人樱内义雄又强调说：“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在许多国家煽动动乱，实际上是搞强权政治、霸权主义，要控制这些国家，把过去不能控制的国家纳入他们的势力范围。看清了这一点，就有助于认清问题的本质，总结经验教训。”⑨只有充分认清西方世界搞和平演变目的是为了控制这些国家，才能“认清问题的本质”。不到半年时间内，三次重复着同一个主题，并且不断深化，先是告诫“我们要警惕”，进而提出“迟早要出现”，再次指出其目的是“要控制这些国家”，一步一步展开、一步一步深化，以帮助我们“认清问题的本质”。如果有意夸大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策略在苏东巨变和苏联解体中的作用，认为它是根本原因，肯定无助于对事情本质的认识；但如果完全否认这一因素，对此视而不见，则是实属“鸵鸟政策”，害人害己。事实充分证明，苏联东欧国家正是对此放松了警惕，才在最后酿成祸端的。
（四）一些国家发生问题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
邓小平认为，苏东巨变和苏联解体，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西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就算完事，而应该寻找深层原因，特别应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下功夫。经济社会发展良好，人心安定，一般来讲是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的；反之，经济停滞，人心骚乱，稍有风吹草动都可能发生问题。早在1984年10月22日在中顾委三次会议讲话中邓小平就指出：“据说苏联是百分之二十的国民生产总值用于国防，为什么他翻不起身来，就是负担太沉重。”⑩据报道，苏联的实际军费，戈尔巴乔夫一直以为是公开的两百多亿卢布，直到做了总书记，才知道是八百多亿。他说，我们这么多年里每年八百多亿军费，占了三分之一的国家财政，怎么挺得住？苏联的军工利益集团胃口不断扩张，对此，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都说：你们要的资源是无底洞，就是把整个苏联经济全为你服务，也无法满足。邓小平在谈话中还说，中国绝不能走苏联的路子，要下大力气发展经济，到20世纪末实现国民经济翻两番，使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从总量上居于世界前列。他还说，这一万亿美元，反映到人民生活上，我们就叫小康水平；反映到国力上，就是较强的国家。
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在同江泽民等谈话时指出：“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联系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邓小平又说：“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 经济能不能上去，不仅要从经济本身来看，更要从政治的高度来看， “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 “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11]如果经济发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很难提高，老百姓就不会拥护我们，没有老百姓的拥护，必然会“发生问题”。邓小平同志把经济上不去看成是“根本”原因，是“根本的因素”，是问题的“关键”。如果一个国家经济长期不能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到不到提高，那么就会失去了较大多数老百姓的支持，这们一个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就会受到置疑，执政地位就会受到挑战。苏东就是一面镜子，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取。
（五）苏联、东欧的问题，就是出在共产党内部
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直至灭亡，尽管内外因素众多，但最后都由其内在矛盾所决定。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分析苏东巨变和苏联解体的原因，小平同志更加注重从执政党自身内部去寻找。
在前引1989年11月23日会见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朱利叶斯·克·尼雷尔谈话中，邓小平并没有仅仅停留在从外部找原因，他在分析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的影响后指出：“东欧的事情对我们说来并不感到意外，迟早要出现的。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12] 所谓“不感到意外”，是因为有西方的和平演变在那里兴风作浪；说“迟早要出现”，是因为这些国家长期忽视并加以抵制的结果；所谓“出在内部”，就是东欧各国执政党自身出了问题，党的执政能力弱化了，党脱离人民群众了，才会被人民所抛弃；说“首先出在内部”，是说先有了执政党自身的问题，才给西方“和平演变”以可乘之机。1990年3月3日在回答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阿曼德·哈默博士怎样看待苏联国内问题时指出：“对戈尔巴乔夫这个时期的所作所为，我们是有不同看法的”。[13] 长期以来，戈尔巴乔夫打着“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幌子，兜售所谓“新思维”，搞乱了许多人的思想，最终动摇了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放弃了苏联共产党的领导，最后的垮台也就自然不会有什么悬念了。在苏联刚刚解体1月之后的1992年1月20日南方谈话中，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东欧的问题，就是出在共产党内部。”[14] 真是一语切中要害，让人震撼，使人警醒！邓小平在东欧刚刚发生问题就能一针见血断定“首先出在内部”，而经过2年多的观察，在苏联共产党宣布解散、苏联社会主义彻底垮台之后，邓小平一点也含糊，进一步肯定“就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发人深省，值得深思。
（六）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邓小平理论的主题，也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建设中应该首先回答的问题。邓小平终其一生都在孜孜探索这个问题，无论讨论什么问题，都要将其纳入这一思维框架，分析苏东巨变和苏联解体自然也不例外。
1985年8月28日在会见津巴布韦政府总理罗伯特·穆加贝时，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不仅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没有完全搞清楚，苏联也是如此。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15] 他分析说：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不搞两极分化，等等。邓小平的论述把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也为我们探索苏联解体的原因找到一个新的支点。
人们常说，一叶知秋、见微知著。对于一个事物，只有深刻地了解了它的历史，才能准确地把握它的现在，并科学地预见它的未来。邓小平对苏联解体原因最深刻的解析并不是在苏联解体之后，而是在它之前。邓小平早在苏联解体的2年之前的1989年5月16日，在与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进行的长达3个小时的会谈中，就已经预见到了它的必然失败。[1][16] 在这次著名的谈话中，邓小平对苏联模式的弊端、原因、结局都进行了深刻的剖析，特别是对苏联可能出现的失败也做了精致的分析，今天读来仍然令人嘘唏不已。邓小平说：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并没有搞清楚。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认为，“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戈尔巴乔夫坦承：“过去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只有一种模式，现实证明并不是这么一回事。”[17] 邓小平就此阐发道：“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苏联人开始唯我独尊，认为只有一种“固定的模式”，后来在世界发生了变化的条件下不思进取，继而“墨守成规”，其结局自然“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邓小平还指出：“世界形势日新月异，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认为，邓小平这次谈话，集中论述了如何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既是对戈尔巴乔夫“所作所为”“不同看法”的一次集中表达，也是对苏东巨变和苏联解体原因的最深刻地揭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