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革，现代化科学技术，加上我们讲政治，威力就大多了
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强国。对此，一些人感到怀疑，一些人感到气愤，更有一些人表示不解。人们不禁要问，这巨大的变化是怎样发生的，引领这番巨大变化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其实，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对此就做出了回答。1986年8月20日邓小平视察天津时说：“改革，现代化科学技术，加上我们讲政治，威力就大多了。”③我们将此概括为一个公式：即威力等于改革加上现代科学技术再加上讲政治。三个因素相互联系，共同发挥作用。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动力；科学技术是一种革命性的力量，是第一生产力；讲政治，是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优势，是精神动力。三力合一，形成一股强大的中国力量。
（一）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主旋律，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巩固了中国的政治局势。“八九”政治风波过后邓小平说：中国局势的稳定，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由于坚持了改革开放。“如果不坚持改革开放，不拿实际行动证明这一点，也是不行的。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这方面道理也要讲够。”④邓小平认为，没有改革开放十年经济发展的那个飞跃，取得后来顺利调整的成绩是不可能的；没有改革开放“八九”那样的风波就过不去；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中国的一切。所以说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如何认识改革，改革的性质和实质是什么，在改革过程中一直都有争论。有人主张改革就是要使中国改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有人反对改革，坚持走老路。邓小平鲜明地指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⑤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改革，决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不是靠外力推动，而是我们的主动选择；改革不是小修小补，而是一场革命性变革，是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深刻调整。什么是改革？邓小平有他独特的理解：“是坚持那种不能摆脱贫穷落后状态的政策，还是在坚持四项原则的基础上选择好的政策，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比较快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进行改革，就是要选择好的政策。”⑥改革就是选择好的政策，道出了改革的基本要义。改革的本质，说的是改革与社会制度的关系问题，邓小平反复强调必须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在这个方向问题上决不让步。邓小平指出：“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⑦改变中国社会性质的所谓“改革”，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那样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⑧之所以称其为革命，是因为，一方面它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它要对社会上层建筑以至人们的思想观念进行全面改革，这场改革将对整个社会引起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和变化。
改革是一种探索、一种试验。中国的改革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情，国内外没有先例可循。邓小平说：“我们的经验是，要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必须改革，这是唯一的道路。”⑨我们最大的试验是经济体制的改革。我们的开放政策，一系列的政策以及我们搞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都是一种试验。搞改革还是一种探索、一种试验。既然改革是一种试验，它就具有一些鲜明的特点。一是改革具有全面性。邓小平对改革的全面性从不同角度进行过论述：“全面的体制改革包括好多方面，像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体制的改革、领导体制的改革。”⑩这是从宏观的社会领域角度谈改革，还包括工业、商业、科技、教育等很广的范围，不仅涉及经济领域，也涉及文化、科技、教育领域，更重要的是还涉及政治体制改革。二是改革具有复杂性。邓小平说：“中国将出现全面改革的局面。由于城市改革的复杂性，可能会出差错，我们是走一步看一步，有不妥当的地方，改过来就是了。” [11]所谓复杂性，主要是指涉及领域广泛，牵涉人员众多，触动利益较大，稍有不慎，就会出现大的差错。改革的复杂性要求推进改革必须慎重从事。三是改革具有艰巨性。邓小平指出：“体制改革是不容易的，要逐步地做。我们国家太大了，处理一个问题，就会涉及成百万、成千万人的利益，所以很不容易。国家大有国家大的困难，特别又是一个穷的大国，处理问题更不容易。” [12]所以才有经济体制改革是我们党和国家当前压倒一切的最艰巨的任务的提法。对改革的艰巨性问题，邓小平先说“不容易”，然后又说在一个超大国家进行牵涉众多利益的改革“很不容易”，最后又强调在一个穷的大国搞改革“更不容易”。从几个副词的程度变化，我们可以感受到改革的艰巨性。四是改革具有长期性。改革之初，人们对改革的长期性认识和准备是不足的。1982年4月3日邓小平与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指出：“机构改革、体制改革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13]后来又提出，改革开放要贯穿中国整个发展过程，他要求全党思想要更加解放一些，改革开放的步伐要走得更快一些，对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要有充分的认识，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五是改革具有风险性。邓小平指出：改革是一件有风险的事，必须谨慎行事，走一步看一步，否则人民会遭殃的。诸如物价、工资问题，通货膨胀等，风险很大。因此，要有风险意识，要研究对策。不能绕，也绕不过去。要迎着风险上，用关公过五关斩六将的精神推进改革。
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改革作为一种手段，最终要达到什么目的？我们必须对改革的目的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否则，改革就会成为无头苍蝇，找不到方向。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斯特凡·科罗舍茨时指出：“现在世界突飞猛进地发展，科技领域更是如此，中国有句老话叫‘日新月异’，真是这种情况。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 [14]“我们要赶上时代”！这一声呐喊，表达了一种决心，一种胸襟，一种壮志，这就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邓小平付出了他的全部心血。今天我们正在完成邓小平未竟的事业，离时代的中心越来越近，离时代的脚步越来越近。改革不仅影响中国，而且影响世界。改革是在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的，又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由封闭走向开放。这一改革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不仅影响经济，还会对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领域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同时，由于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联系最紧的一个经济体，随着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中国的改革也会对世界产生影响。正像邓小平1985年4月15日会见坦桑尼亚副总统姆维尼时指出的：“现在我们干的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干过的事。这场改革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中国一个具有世界胸怀的大国，是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世界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的发展壮大，既是对中国自身的责任，也是对世界的一个贡献。如果我们实现了小康目标，就能够更好地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就为世界四分之三的人口指出了奋斗方向，更加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
（二）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国的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1986年10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物理学家齐吉基夫妇和美籍华人李政道夫妇时指出：“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他指出：“在发展科学技术方面，我们要共同努力。实现人类的希望离不开科学，第三世界摆脱贫困离不开科学，维护世界和平也离不开科学。” [15]邓小平提出的一个“离开不行”、“三个离不开”的重要思想，揭示了科学技术对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实现人类进步、摆脱贫困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地位作用。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把科学技术作为推动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力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邓小平结合战后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新特点做出的一个新判断，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地位作用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只有充分把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地位，才能把握中国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邓小平深刻认识到，在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情况下，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在这方面努力追赶，把科学研究作为“先行官”，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促进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1978年7月25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专栏作家蔡尔兹时指出：“我现在主要的兴趣是如何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关心最多的还是科学和教育，这是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最关键的问题。我是作为外行来关注科学和教育问题的，我起的作用就是当后勤部长，就是做发现人才，支持科学家、教育家，拨款，搞设备等事情。”[16]邓小平的这些话，追赶时代的态度是那样的坚定，忧国忧民之情是那样的强烈，给人留下深刻印象。1978年3月18日召开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在会上的讲话成为指导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纲领性文献。他在这篇讲话中强调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观点，论证了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强调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讲话还提出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邓小平的这篇讲话，受到国际上的广泛好评。1983年9月13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荣誉教授顾毓齡见到邓小平时说：“你在科学大会上的讲话，是科技现代化的宣言，可以和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相比。”把邓小平的讲话与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相等同未必准确，但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际社会对邓小平讲话中所阐释的思想的高度评价。邓小平本人对这个讲话也是情有独钟，后来回顾这个讲话时说：那次科学大会的讲话，主要讲了两个意思、两句话。“一句叫做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一句叫做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还说：“我很高兴，现在连山沟里的农民都知道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他们未必读过我的讲话，他们从亲身的实践中，懂得了科学技术能够使生产发展起来，使生活富裕起来。” [17]中国农民从他们的实践中，感受到了邓小平的思想符合中国农村的发展实际，也体会到了这一思想的力量，这让邓小平感到“很高兴”。1992年1月25日视察珠海亚洲仿真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在听取公司总经理游景玉介绍情况时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个论断你认为站得住脚吗？就是靠你们来回答这个问题。我相信这是正确的。” [18]后来在公开发表的南方谈话中讲到：“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19]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邓小平1986年时提出“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6年后的讲的是“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时间不同，对象不同，用语也稍有差异，但思想观点一脉相承，读后不禁让人掩卷深思。
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在世界科学技术“一日千里”的大势面前，邓小平提出中国必须在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1986年10月18日会见美籍华人李政道时指出：“发展高科技，我们还是要花点钱，该花的就要花。前几年有的外国科学家问我，你们在不富裕的情况下为什么要搞加速器？我说，我们是从长远考虑。”他说，“在高科技方面，我们要开步走，不然就赶不上，越到后来越赶不上，而且要花更多的钱，所以从现在起就要开始搞。”[20]电子对撞机是在邓小平的亲切关怀下搞起来的，是我国发展高科技的一个标志性成果。1988年10月24日邓小平亲自视察国家实验室并发表重要讲话：“世界上一些国家都在制定高科技发展计划，中国也制定了高科技发展计划。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21]不能占有一席之地，没有自己的重大科技成果，在国际上就没有发言权，就没有应有的地位。1992年1月24日视察珠海时指出：“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拳头产品，创出中国自己的名牌，否则就要受人欺负。这就要靠我们的科学工作者出把力，这样才能摆脱被人欺负的局面。在科学技术方面，中国要有一席之地。你们这个厂的科技发展成果就是一席之地的一部分。中国应该每年有新的东西，每一天都有新的东西，这样才能占领阵地。” [22]要想占有一席之地，就需要创新，就要依靠自己的拳头产品和品牌，不断积累。只要我们占有了一席之地，继续不断扩大我们的地盘，就会逐步占领阵地，展示我们的能力。
要坚持军民结合、以民为主的方针。坚持军民结合，是邓小平发展现代科学技术、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和国防经济良性互动的一个大方针。1986年3月3日王大珩等著名科学家致信邓小平，提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3月5日邓小平对此迅速作出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要找些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讨论，提出意见，以凭决策。并提出“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的要求。 [23]4月6日邓小平明确指示：“我赞成‘军民结合，以民为主’的方针。” [24]此后，国家科委成立“863”计划编制小组，组织论证，广泛征求专家意见。10月6日，邓小平又一次作出批示：“我建议，可以这样定下来，并立即组织实施（如有缺点或不足，在实施中可以修改和补充）。” [25]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简称“863”计划）。1987年3月，这个计划开始组织实施。正是由于邓小平对发展高技术的高度重视和抓得很紧，这个意义重大的计划从提出建议到选择项目、制定计划到组织实施，只用了一年时间，的确实现了“速作决断”的要求。在对“863”批示一个半月后的1986年4月19日，邓小平会见在大陆捐资兴学的香港知名人士包玉刚等时，又进一步阐发了他的思想。指出：“现在世界上科学技术发展得很快，美国搞“星球大战”，欧洲搞“尤里卡”计划。不管成功的可能性多大，它代表了科学知识的飞跃前进。不只是在军事方面的作用，还可以带动整个社会工业和其他各个方面的发展。看到这一点，我们不能不搞。在高科技领域里要投点资，投资不能太少，起码要做到在若干领域里，人家有的我们也有，不一定比人家更好，但要有，如激光、生物工程、粒子束、计算机等。”1988年12月27日，邓小平就王淦昌等科学家建议将激光核聚变研究列入高新技术跟踪发展计划一事作出批示，再一次表达了对国防高科技的关心。邓小平到晚年还牵挂着军民结合的进展，多次到军工企业视察，作出重要指示。1991年2月13日对上海航天局负责人说：“我们抓国防工业的军民结合，抓得比较早，这一条抓对了。有的国家就不行，所以搞得很困难。” [26]一是说我们“抓得早”，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实际从邓小平1975年主持“整顿”就开始了，抓得早，自然成效见得早；二是说“抓对了”，实践证明，这是一条必由之路，走上这条路，就能实现军民互动。
（三）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
讲政治，本来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大锐利武器，但在极“左”的年代被扭曲了。反思“文革”的教训，通过搞政治运动的方式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结果不仅经济没有上去，政治也受到了破坏。因此，人们对政治产生反感，似乎政治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就是脱离实际的“空头政治”。其实政治有其丰富的内容，很重要的就是对经济和社会发挥保证作用。1986年8月20日邓小平视察天津时说：“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外国人就是不理解后面这一条。” [27]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的现代化，特别是在人们只顾埋头经济的同时，必须讲政治，要特别注重政治思想工作。
不搞运动不等于政治工作没有方向，也不是不要声势。实行改革开放之后，人们主张不再用运动的方式搞建设，不再以运动的方式来解决思想教育问题。但是，不搞运动，并不意味着放弃政治方向和政治斗争的武器。如何处理好不搞运动与讲政治的关系，邓小平曾多次论述。1981年3月27日听取韦国清汇报工作时邓小平就指出，纠正“左”的倾向和右的倾向，不要随意上“纲”，不要人人过关，不要搞运动。但“不搞运动不等于政治工作没有方向，也不是不要声势。”对政治工作、对政治斗争，邓小平提出了一套工作思路，值得我们高度注意。一是“不要丢掉”。邓小平1982年7月4日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指出：“我们不搞运动，但是，随着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就要坚持四个保证，一天也不要丢掉，要把它变成一种经常性的工作和斗争。这四件事情当中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不都是阶级斗争，但有阶级斗争。”[28]因其“有阶级斗争”，必须对此开展斗争，“不要丢掉”。丢掉了，就是自动失守，敌人就会加快反扑。二是“不要忽略”。1985年3月7日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我希望宣传方面任何时候都不要忽略。”[29]正面宣传要理直气壮，这也是斗争，“不要忽略”。忽略了，就是主动放弃，就会模糊我们最终的方向。三是“不能让步”。邓小平1987年2月18日会见加蓬总统邦戈时指出：“我们干四化，人们都说好，但有些人脑子里的四化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不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是社会主义的四化。他们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这样，关系就大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 [30]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根本问题上，要坚决斗争，“不能让步”。让步了，就是主动退怯，敌人就会得寸进尺。四是“不会容忍”。1987年3月3日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我们不搞运动。他强调：“我们不会容忍有的人反对社会主义。” [31]对那些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人，我们必须坚决斗争，“不会容忍”。容忍了，就是对敌人的纵容、宽容，就会后患无穷。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不会动摇。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还要注意政治思想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一个重大理论成果，就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作了科学界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要不断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决不是说其他社会矛盾无关紧要，政治问题与政治思想工作削弱不得。讲政治，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1979年3月27日同胡耀邦、胡乔木等谈话时指出：“四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现在该讲了。民主和法制问题，要展开讲。要讲民主与集中的关系，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讲民主，要结合分析几个非法组织的活动来讲，讲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结论是，不搞四个坚持行吗？不严肃对待社会上的坏人行吗？这样讲可能比较有力量，针对性较强。” [32]经过反复讲，就会发挥威力，变得“有力量”，有说服力，有动员力。解决思想问题，既要靠“讲”，更要靠“做”，而且要认真做好，不能敷衍了事。做好的标准就是：要有针对性，解决具体的思想问题；要细致深入，从细微处着手，深入到人们的思想深处；要为群众乐于接受，采取多种形式，做到润物细无声。1986年12月30日同胡耀邦等谈话时指出：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应该说，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丧失了阵地，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放任的态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坏人猖狂得很。好人没有勇气讲话，好像自己输了理似的。没有什么输理的。四项基本原则必须讲，人民民主专政必须讲。” [33]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能“放任”，放任就会使各种错误思潮泛滥成灾；不能“软弱”，软弱就会助长坏人的嚣张气焰；不能“丧失阵地”，丧失阵地就会失去发动进攻的依托。讲政治，不输理。要坚持真理，理直就能气壮。邓小平是一个非常注重反思的思想家。在北京发生严重政治风波前后，他在多次反思中提出了“最大的失误”问题，1989年6月9日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并分析了主要原因：“今天回头来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34]这里讲的是“配合不好”，就是有时只顾追求物质利益，而忽视了思想政治工作，这个教训是深刻的。1989年9月16日会见美籍华人李政道教授时说：“动乱给我们上了一堂大课。多年来，我们的一些同志埋头于具体事务，对政治动态不关心，对思想工作不重视，对腐败现象警惕不足，纠正的措施也不得力。” [35]这里讲的“四个不”现象确实值得深思，不能掉以轻心。“不关心”，就造成了一些政治性问题苗头出现时不注意，最后酿成大祸；“不重视”，就形成了自由化思潮的氛围和土壤；“不警惕”，就使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成为社会毒瘤；“不得力”，就使问题不能得到根治，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泛滥成灾。讲政治仍然是我们的有力武器，须臾不可离开。
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36]社会发展需要物质动力，同时也需要精神动力。邓小平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提高人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从根本上解决人的精神动力问题。邓小平分析人的精神动力有两个重要角度，即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懂得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动力。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1984年6月30日会见日本友好人士时，针对人们提出的“如果中国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人民是不是也能站起来，中国是不是也能翻身”的问题，邓小平从中国革命和建设两个层面做了深刻解答。从中国历史看：国民党搞了二十几年，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毛泽东思想，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把中国革命搞成功了。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 [37]再看新中国建设的历史：建国以后，我们从旧中国接受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工业几乎等于零，粮食不够吃，通货恶性膨胀，经济十分混乱。我们解决了吃饭问题、就业问题，稳定了物价，统一了财经，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 [38]因此，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二是“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邓小平主张用中国历史教育青年一代，要把这作为中国发展的精神动力。1979年3月27日同胡耀邦、胡乔木等谈到如何处理党内和社会上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时指出：“受蒙蔽的群众大多是青年人，他们不懂我们党的历史、革命的历史，没有经过艰苦岁月的锻炼，加上‘四人帮’的毒害、腐蚀，很多事情不明了，觉悟不高。” [39]因此，要对他们进行守纪律、勤劳、顾大局的教育，教育他们在处理个人的问题、个人的困难、个人的利益时，应该从大局着眼。1990年4月7日会见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等。指出：“我是一个中国人，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当我听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要制裁中国，马上就联想到一九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七国中除加拿大外，其他六国再加上沙俄和奥地利就是当年组织联军的八个国家。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40]他还指出，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中国人不怕制裁，我们这个民族一定会发展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