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建立一套科学的评价考核体系。如果仍然坚持“以快论英雄”，那么转变发展方式注定是一句空话。所以，必须建立一套严格的评价考核制度，把快文化装进“笼子里”，让快文化在规定的边界里运行。在新的评价体系中，应重新设计评价标准和考核内容，比如再也不能单纯“以快论成败”，而要以好为先，好中求快；再也不能老盯着GDP，而要关注HI（幸福指数）和HDI（人类发展指数）；再也不能把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等涉及民生和公平的数据搁置一边，而要作为预期性甚至是约束性指标硬性规定。党的十八大以后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要求对不同地区的考核要采用不同的指标体系，尤其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要求实行责任终身追究制，这就从根本上抑制了“只要垒起金山银山，哪管日后洪水滔天”的行为发生。
三是分类指导。国家虽然已经在总体规划中制定了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四大主体功能区，但是多年形成的“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惯性，仍在“激励”着我们不少的干部。没有条件为什么要硬上呢？显然是违背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事情为什么非要硬来呢？各级各地在规划和部署工作时，需要的是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分类指导。
四是以“科学文化”取代“快文化”。以科学发展观为全部内容的“科学文化”就是消解“快文化”最好的钥匙。但问题在于，很多人只是把科学发展观作为一个“大容器”，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不论什么事情，只要穿上“科学发展”的外衣，就算“科学”了。事实上，这种语境下的所谓“科学发展”只是贴上一个“科学”的标识，形式“科学”了，内容上依然故我。现在需要做的是把科学发展观由“大容器”变为“过滤器”，所有的东西都要放到里面过滤一下。
再次，进入小康时代应提倡慢生活。印第安人有一个观点，肉身和灵魂脚步的速度有时是不一样的，肉身走得太快，会把灵魂走丢。按照他们的信仰，如果连续三天赶路，第四天必须停下来休息一天，以免灵魂赶不上匆匆的脚步。中国人“一张一弛，文武之道”的生活哲学与这个故事异曲同工。老庄的清静无为、道法自然蕴涵的是遵循自然节律的哲理。中国人请人吃饭，爱说“慢用”；吃完饭送客，爱说“慢走”。现在这些话成了单纯的客套语，“慢”已经成了难得的奢侈。
一应合理引导社会需求。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伊朗有一句谚语，“疾驰的快马往往只跑两个驿站，从容的驴子才能日夜兼程”。英国也有一句颇为相似的谚语“蒙蒙细雨能持久，暴风骤雨一扫即过”。这些谚语表明一个道理，慢些，就会更快；慢些，就会更远，决不能用百米冲刺的速度去跑马拉松。因此，要懂得用期望值管理，不应让社会成员的胃口疯长，不能什么都要跟国外比，应冷静地面对美国人均GDP已达4万美元，中国人均GDP只有几千美元的现实。每个国人都应明白，“坐在宝马里伤心地哭”是假幸福，“骑在单车上会心地笑”才是真幸福。各种媒体应切实担负起修复大众审美偏离的责任，引导社会理性客观地追求，不能只讲述功成名就后的风光无限，而应更多宣传走向成功的努力、拼搏和艰辛；不能把那些一夜暴富、一步登天的个案大肆渲染，而应更多地关注那些凭借规定动作稳扎稳打的平凡百姓；不能只把镜头对准“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城市，而应更多地聚焦“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乡村。
二应创造慢生活的宽松环境。一要建立并落实休假制度。美国总统每年都有法定的假期，《圣经》上说，上帝在第七天也是要休息的。我国虽然也规定了休假制度，但是真正执行的寥寥无几，大家最缺的就是时间，除了忙还是忙。各级政府和各类企业一定要把休假制度作为一种常设制度并坚决执行。二要发展适合慢生活的舒适环境。目前全球共有25个国家140个城市建立了“慢城联盟”，加入“慢城”必须符合世界慢城联盟规定的“七大标准、四大前提、八条公约和五大行动准则”。他们共同的图腾是蜗牛，慢城里的汽车限速为20公里，植物禁用农药化肥。我国目前仅南京市高淳县桠溪镇符合要求，被批准加入联盟。三要营造慢生活的氛围。意大利一个慢调生活组织提议设立“国际慢调生活日(SLOWDAY)”。记者卡尔·奥诺雷向美国国会建议将每年10月24日命名为“官方无手表日”，号召人们扔掉闹钟和手表，找回那些被工作挤占掉的业余时间，寻求一种悠闲的生活方式，让人们充分享受自由，享受高科技文明的便利，而不是做时间和技术的奴隶。
一个全新的生活理念正在全世界悄然兴起，这是被“快文化”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人类做出的行为反弹。如果说温饱时代为了生存拼命求快，是情理之中，理所当然，那么在“生存”不成问题，“生活”成了问题的今天，再不惜一切求快，只会徒增社会病，降低幸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