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文化”如何降温退烧
当“快”成为一种文化，其影响和作用就远远超出了“快”的应有之义，成为与“科学发展”相背离的一种社会现象。“快文化”亟待消解。
首先，应弄清为何而快，为谁而快。《旧唐书》里有一句话“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在积蓄多少，唯在百姓苦乐”。毫无疑问，“快”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该是“人”，是“百姓苦乐”。“人”是任何社会存在的终极目标。因此，求“快”之道，必须围绕四个“人”字展开。
问题一：是不是为了“全体人”？在快的急行军中，需要前行的不光是哪一部分人、哪一个群体，而是所有的人。决不能只顾自己跑得快，而将一部分人甩掉不管。
问题二：是不是为了“多需人”？人是多需的，既要物质产品，又要精神产品，还要政治产品。只顾物质产品快速增长，只能形成一个“经济人社会”，物欲横流，人多趋利；只顾精神产品快速增长，只能形成一个“乌托邦社会”，虚无缥缈，空中楼阁；只顾政治产品快速增长，只能形成一个“政治人社会”，比如“文革”。因此，有失偏颇的快都是毫无意义的快，关键要看这个“快”是否扣紧了社会价值的正向度，是否契合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航向，是否满足了人们日益增长的多种需求。
问题三：是不是为了“多代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世界第一，不可谓不快，但当中也存在对历史、对现实和对未来的透支。如几千万年甚至上亿年形成的自然风景遭到破坏，很难修复；如污染环境几代人受害，过度消耗资源与子孙争饭吃。因此，求“快”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性，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全社会都应思考一个问题，“今天我要快发展，我拿什么比明天”？
问题四：是不是为了“具体人”？人，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为人民服务”，“文革”时喊得最响，人人胸前都挂着这个牌子，但人民最得不到尊重，更何谈服务。任何一项政策的设计都必须细化到不同需求的目标人群，不能笼而统之、大而化之、省略主体、虚化主体、空喊口号。
其次，应在制度层面予以规正和约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奉行的是“不争论”原则，特别是在经济发展上，只要能逮到老鼠，不管白猫黑猫都是好猫。这在特殊时期的正效应是十分巨大的。但由于基本制度缺失、制度供给不足和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等问题，给“快文化”的滋生、发展和盛行埋下了伏笔。因此，要从根本上消解“快文化”，必须从制度上予以规正和约束。
一是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落到实处。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现代化“三步走”战略成功走过两步，在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经“赛程过半”。可以说在“量”的问题上，我们有了一份漂亮的成绩单，但是，在“质”的问题上，存在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资本主导劳动、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城乡发展、区域发展不协调、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社会矛盾明显增多等问题。今后，要实现质与量的统一、快与好的统一、物与人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