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奇 中国农经学会副会长，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首席专家、博士生导师。著有《刘奇文丛》六卷。
刘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速度之快，举世称奇。短短30多年，几亿人摆脱了贫困，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这是个了不起的壮举，令国人欢欣鼓舞。但欣喜之余，人们发现，“快”已经成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价值标杆，成为一种浸透人们生活的文化现象。人们都在急匆匆地生活，来不及感受，来不及感动。尽管中央提出“又好又快”的要求，但经济社会的运行在“快文化”的左右下，一些方面已经初露动力机制失范、平衡机制失缺、公共秩序失谐、社会理性失控的端倪。人们额手拭目：“快文化”要把我们带向哪里？
是什么孕育了“快文化”
“快文化”起于青萍之末，发于群体共鸣，成于价值导向。“快文化”能够在不长的时间内形成一种风靡社会的文化现象，有着复杂的时代背景，是多种因素的凝结、多重力量的聚合。
一是“穷怕了”的求变心态促使“快”。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陷于集体贫困，尤其是“三年饥荒”，成为国人刻骨铭心的记忆和挥之不去的阴霾。今天，祖祖辈辈的贫困链已经打破，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吃不饱的现象基本杜绝。但“饿怕了”、“穷怕了”的心理却挥之不去，加上对未来缺乏稳定的预期，没富起来的人似乎担心哪一天一夜之间温饱又会成为问题，而富起来的人似乎担心哪一天自己挣得的财富会一下子付诸东流，于是，当改革开放的政策不断推开阻碍发展的“水泥板块”时，“终于逮住机会”的人们，就拼命抢时间，争速度。一度亚健康遍及社会，过劳死屡见不鲜。
二是国际比较差距牵引“快”。改革开放前人们对外部世界了解不多，自我感觉良好，当时一个普遍的心态是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在受苦受难，需要我们去解救，有那么多人不如我们，自己当然很幸福。国门一打开，顿时傻了眼，当大多数中国人想求一辆自行车而不得的时候，美国几乎家家院子里都停着两辆汽车。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老百姓急了，政府也坐不住了，赶紧追赶，参照坐标即为发达国家。这种追赶，对于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泱泱大国来说，更多地涂上了急于求成的理想主义、扬我国威的爱国主义和自尊自强的民族主义色彩，使“快”占据了道德制高点。由于差距过大，别人还在继续赶路，短时间接上轨绝非易事，于是想尽一切办法，动用一切力量去追赶。心理学上有一个很经典的爱斯基摩结构，这种“快”就类似于爱斯基摩结构中拉雪橇的“力狗”，拼命追赶，越跑越快，越追不上，越要加速。
三是现代科技传导“快”。欲望、技术和智慧构成了现代哲学最基本的话语体系。技术是实现欲望的工具，现代科技则是“快”的翅膀。美国一位知名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2005年写了一本书《世界是平的》，他认为，在源代码、搜索技术等十大现代科技的传导下，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平、越来越快。科技的传导，使天涯成为咫尺，大家互相看着比着，谁跟不上时代的节奏，谁就可能被这个时代淘汰。于是，你追我赶，唯恐落后。
四是不断吊高的社会胃口推进“快”。马斯洛理论表明，一旦一种需求得到满足，就会有另一种需求滋生出来。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年代，人们共同的欲望只有一个吃饱，吃饱了就是幸福，后来吃饱之后，人们的欲望却变成无数个。人们现在的兴奋点是要千方百计地赶超别人，不是求更好，而是求最好。动辄全国第一，世界第一，再不济也要弄个区域第一，无节制地扩张欲望，超现实地盲目追求，导致发展越快，攀比越严重，对物质占有的欲望越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