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是政绩工程刺激“快”。“出名要趁早，当官要趁小”，一些带着这种观念的人，为了赶上当官的“早集”，恨不得上台第二天就拿出政绩。任期是有限的，但想上的欲望是无限的，为了把有限的任期变为无限向上的资本，都想在有限的任期内干出一番看得见摸得着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来。为适应这样的潜规则，一些地方政府变成了“生产突击队”，千方百计在短时间内生产出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比如为了以最快速度提高城市档次，吸引领导眼球，来不及考虑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先整几个“地标建筑”忽悠一下。更为可怕的是，在政绩工程的刺激下，一些地方不惜一切代价赶工期，求速度，导致朱镕基所说的“王八蛋工程”屡见不鲜，不仅一般的道路、桥梁、楼房，就是防洪的河堤、海堤，甚至军事建筑，飞机场、火车站有的也一样弱不禁风。一项研究表明，历次政府换届都会推进GDP快速增高。“换届效应”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已引起国内外经济学界的普遍关注。有工程，才有政绩，有政绩，才能升迁。快出政绩，才能快速升迁，你要从长计议，为子孙谋，没谁看得见，或被视为无能，很可能被淘汰出局，这就是造政绩者的心理逻辑。
六是“日新月异”的价值标杆催生“快”。“日新月异”是汉语词汇中形容变化快最常用的修饰语。现在说哪个地方日新月异，就是对其最大的褒奖。“日新月异”已然成为人们价值标准、审美判断的一个标杆。一些地方对下面的要求是两个月组织一次检查，只看新项目、新成绩，旧的不看，逼得下面只好不顾一切造新的，变着花样出政绩。这个标杆有两个核心刻度，一是“新、异”，二是“日、月”，前者强调发展的状态，越新越异越好，后者强调变化的时间，越短越频越好。在这种度量标尺的丈量下，一个个标新立异的事物在短时间内应运而生，进而演化成集体时尚。比如，几乎所有的建筑师都想搞出一个贝聿铭的玻璃金字塔，结果中国成了世界奇形怪状建筑物的试验场。中国城市不仅比赛长“胖”，竞相扩张地盘，还比赛长“高”，摩天大楼一个比一个壮观。“日新月异”的价值预设还会直接导致一个后果：求统一而废个性，追逐新而忘记好。大家都在挖空心思追求奇异，而忽略了自己的特色，忽略了应该坚守的东西，应该传承的东西。积淀了几千年的传统民族文化，蕴含着许多人类文明的基因，但在当下“快文化”的冲洗下，已是凤毛麟角。城市一样化，集体无个性。更令人担忧的是，“日新月异”一旦成为工作标尺，人们就可以对制定的规划和已有的成果视而不见，甚至否定历史从头再来，导致“规划”成“鬼话”。在中国历史上，推倒重来的折腾差不多就是中国王朝更替的规律。
七是动力机制失范盲目“快”。动力机制，是人类社会赖以运行的最根本、最基础、最普遍的机制。现在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发展失去了规则，“快”就像脱缰的野马，任意狂奔。只要对自己有直接好处的就大干快上，没有直接好处的就拖着不干；不该快的快，该快的不快。当今世界的竞争主要集中在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和信息技术三个前沿科技方面，这三大技术我们与世界相差甚远，本应快马加鞭、急起直追，越快越好，但却没能快起来。相反，不该快的，快得惊人。近几年出现的“三圈”就是明显的例子。一是“圈地”，改革开放以来已有3亿亩土地被圈占。二是“圈钱”，利用股票市场为企业圈钱，股民数万亿的资本不翼而飞。三是“圈人”，两亿多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我们引以为豪的人口红利基本全被城市、被工业掠走。在中国现行体制下，动力机制失范最容易导致一些部门根据自身利益盲目快上项目。根据中国民航局2009年3月发布的统计公报，中国境内航空通航机场共有158个，许多中小机场利用率低，甚至出现“无机可飞”的闲置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各地仍斥巨资改扩建和新建机场。在动力机制失范的情况下，许多狂想都会出现，许多狂“快”都会产生。
今天，在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场域内，人人像一个高速运转的陀螺，“快文化”就像一支为陀螺加速的鞭子。“快”已经不止是节约时间这个单纯的理由，其背后有着更多的急功近利的目的；“快”已经不止是人们的生活节奏，而成为一种普遍流行的文化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