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以“理论自觉”跳出西方的理论框架
我们还是以社会建设、社会管理为例来说。
社会建设、社会管理都涉及到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涉及到政府（组织）、市场（组织）、社会（组织）三大部门的关系。社会建设、社会管理，从深层次说是为了理顺两者或三者的关系。
必须指出，东西方在理论上对“国家—社会”关系的观点不同。这是由于：不同的文化和社会中，对于“国家—社会”的关系有明显不同的思考，因而有明显不同的回答。弄清楚这个问题，特别是东西方的不同观点，对保持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研究的正确方向和健康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在西方的文化和社会语境中可以看出，“国家—社会”的紧张关系既是一种历史的常态也是一个现实的困境 。在社会学理论中，一些代表人物，如哈贝马斯、布洛维，一些理论流派，如后现代主义者，都在将国家和社会对立起来的前提下，理论地描述了两者那种尖锐的对立关系。这些观点也许适合或部分适合西方的情况，但它们既不符合中国的传统，也不符合中国的现实，不能照搬。
在社会学理论中，哈贝马斯的研究是具有代表性的，他对生活世界与系统之间关系所作的分析，也是对“国家—市场—社会”的冲突和对立关系的理论表达。在他看来，生活世界是亲属内部与非亲属内部的活动领域，正直、诚实、相互支持的责任行动得到确立，形成了社会成员的交往与沟通，因而和睦必然是普遍的。伴随生活世界的分化，产生了系统（市场、国家），系统进而与生活世界脱节并对其进行侵夺和殖民化，至使生活世界日渐萎缩。他认为，这导致了“生活世界与系统之间的整合与平衡问题。正是在这些问题中存在着现代社会的难题与危机”。
美国社会学家布洛维把社会与市场、国家截然对立起来，提出所谓“公共社会学拒绝与市场和国家的共谋”。这种主张，通俗地说，就是让国家（政府）走开，也让市场走开，剩下他那个其作用被夸大的“社会”，即他的“公民社会”、“能动社会”。按照这种理论，那么行动的选择只能是：要么为市场化张目、为国家立言、对社会侵夺，要么成为创立社会、保卫社会、解放社会的斗士。这样，一个独立于国家并具有抗争和制衡力量的社会，完全能够自主、自治、能动的社会，是解决现代社会一切问题的一剂良药。这种主张很激进，但是根本做不到的。“社会”无时无刻不是在处理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实际运行着。上述观点根本不适合中国的社会建设和社区建设。因为它在中国社会毫无根基，既没有历史的根基，也没有现实的根基。在中国社会，这种观点不能不是一种“无根的观点”。
后现代的一些代表人物，强调社会自身的差异性、多元性、裂变性以及无序、冲突和对抗。他们认为国家以全面性制度生产出强大的行政力量，对社会实施严密的监控、干预和训诫，对社会生活、公共领域和个人事务不断进行侵入和压抑，造成了社会领域的销蚀和颓败。他们认为这激发了社会的对抗性行动，他们主张社会应当采取动员、抗争、博弈等各种能动性的行动诉求。上述观点中同样内含了解释的排斥性：国家、市场为一边，社会则为另一边。
这里，我们也看到了在西方社会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在实践上，他们是按“政府与民间的合作互动”走的，他们也不能不这样做，因为别无选择。但在理论上，则呈现出另外一幅图景：国家与社会的尖锐对立。很显然，这种在西方也不被完全实行的框架，我们更需要以“理论自觉”的精神，加以批判反思，尽快地跳出来，避免在西方理论框架的笼中跳舞。
记者：我们怎么才能避免在西方理论框架的笼中跳舞呢？
郑杭生：这里我要特别说一说：西方式“公民社会”不能是我们社会建设的目标。
我们不能把对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的探索创新纳入西方“公民社会”理论框架，不能在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理论框架中跳舞。一些人把西方公民社会描述得非常完美、美妙。这不符合事实。以至于学者王绍光写文章提出要对“公民社会”祛魅。西方的公民社会理论，是要培育发展一个在“公民社会”名义下与政府抗争的对立的社会，并把党委领导驱逐出社区，把执政党对社会、社区的领导称之为一党独裁。这是最大的陷阱。一定要警惕和看清这一逻辑。
这里还涉及对“社区自治”的理解。自治不是有些人理解的“让政府走开”。自治是一种关系、一种分工、一个过程。这就像“自由”不是可以为所欲为，而是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超出法律范围，就要失去自由。
这就是说，我们的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的探索创新，以我为主，有我们自己理念、思路，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只是不在西方的理论框架中跳舞。识破西方“公民社会的陷阱”，跳出西方理论框架，是为了更好进行社会建设、社会管理，而不是要放慢社会建设的步伐，该发展社会组织还是要发展，该购买服务还是要积极购买，政府该依法行政还是要依法行政，基层党组织、党员个人的作用该加强的还是要加强。
拉美有人这样形容他们与西方的关系：开始时，他们有黄金，西方人手中有圣经，过了若干年，拉美人手中黄金变成了圣经，西方人手中圣经变成了黄金。这就是他们那一套所谓“普世价值”的作用。在我看来，现在关于有没有普世价值的争论，一开始就注定是无解的、走火入魔的。这是因为，前提已经被置换：本来是一个事物的两种属性，现在被说成是两种事物。例如任何事物，包括民主、人权等，都有普遍性和特殊性两种性质。现在被一些人转换成普遍人权和特殊人权两种人权。这样，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的一种人权，被说成为普遍人权和特殊人权两种人权。仿佛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人权是纯粹普遍的人权，是“普世价值”，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的人权则是纯粹特殊的，是纯粹的非普世价值！这种在错误前提下的争论，不可能有什么结果，而且争论后面都有利益因素在起作用，只会越争论越走火入魔。
总之，我同意曹教授的文章的这一观点：中国的知识分子从现在起要承担一定的责任，要从西方的话语霸权中摆脱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