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社会学与传统的关系
记者：在中国社会学与传统的关系中，你过去只说“开发传统”，现在又强调“超越传统”。这里，谈论传统，其实就是谈论古今关系。而在中国谈论古今关系，又离不开中西关系。能否请您就这两个关系具体谈谈。
郑杭生：好的。关于这两个关系，曹教授的文章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判断：中西关系的格局决定了古今关系的基本格局，整个近代思想史的中心主轴围绕着东西、古今这两个问题展开的，凡是中国在近代史上每一次现代化改革的失败，都会引起对传统的进一步否定，传统（古）就开始下降。这就意味着每一次改革的失败殖民程度就加深了，也是西高东低的全面加深，西方更高了，中国更低了，这是一个规律。在古今东西的基本格局中，中国屡战屡败，屡改屡败，决定了现代中国被越压越低。中国越低，西方越高，随之古代也被越压越低，对古代就越是鄙视，很多人认为传统应该对当代的基本结构负有全部责任。
我们也发现，对于传统的态度，在现代化初期和现代化的高级阶段是不同的。现代化初始的社会激烈变革时期，传统多被特指为急欲推翻和摆脱的腐朽没落的旧社会之秩序与意识形态。到了现代化的高级以及当前阶段上，传统又被一致指向一种富有意义关怀的精神信仰传统。而这种富有意义的规范秩序被认为是曾经我们所推翻的旧秩序的一个特征与缺点。
对于传统态度的变化，其实也是学术立场的变化。曹教授的文章以费孝通为例加以说明：费孝通晚年重读了从梁漱溟、钱穆、冯友兰到先秦著作之后，发觉自己对传统文化评价过低，提出了要重新评估传统文化。并且形成了一个新差序格局的理念。
记者：确实，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有很多精华的东西。就社会管理思想来说，您认为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郑杭生：
一、“求治去乱”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核心观念
正如治乱兴衰是“中国社会思想的主导观念”，是“中国社会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学的主导思想”一样，“求治去乱”则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核心观念。笔者在多年前就曾提出，“在中国社会思想史上，我们的前辈思想家们或论述社会变迁的轨迹——治乱兴衰，或探讨治世的社会条件及运行机制、达到治世的途径与手段，或表达自己对治世的理想模式的看法，或研究乱世的社会根源、乱世的治理与控制，或说明乱世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和危害”。
由于中国学术的“经世致用”传统，中国社会思想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中国社会管理思想史。我们看到，严复把社会学看作一门“研究社会治和乱、兴和衰的原因，揭示社会所以达到治的方法或规律的学问”，事实上也是从社会管理的角度来给社会学下定义的，以致我们也有理由说，严复这个有中国风格的社会学定义，同时也是有中国气派的社会管理学的定义。也就是说社会学和社会管理学一样，都是一门求治去乱的学问。
二、持续探讨“治乱之由”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突出特点
在中国学术传统中，有影响的学者都非常强调探寻“治乱之由”，即研究治和乱、兴和衰的原因。北宋程颐说过“看史必观治乱之由”，告诉人们，特别是他的弟子，研读历史、观察社会一定要研究治乱之由。用现在的话来说，强调“治乱之由”，也就是突出源头治理，强调治本管理。我们的先贤已经有这样质朴的管理思想，并从多方面做了展开。这就造成了在中国社会思想史上有十分丰富的对治乱原因的探讨。有强调“以民为本”的，如《尚书》指出：“民为邦本，本固则国宁”。有强调治理的物质基础的，如管仲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有强调“兼爱”的，如墨子说：“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有强调孝治天下的，《孝经》认为人行孝不仅家顺，而且国亦将昌平。“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这种微观的家庭伦理准则可以延伸到宏观的君臣关系和臣民关系上，“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 变“孝”为“忠”，个人只有孝于家、忠于国才能带来社会的和谐和安宁。
三、强调社会规范在“求治去乱”中所起重大作用
孔子强调遵守伦理规范：“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韩非子则强调法律规范的作用：“故当今之时，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在中国传统社会，官方和民间都十分重视道德教化和道德修养，形成了礼义廉耻、仁和诚信的风尚和传统，形成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社会成员成长路径。
四、突出社会公平在“求治去乱”中所具深层功能
孔子就说过：“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为政者的威信，取决于是否公平；治理国家的绩效，取决于是否出于公心。没有公平，不出于公心，为政者个人没有威信；国家也治理不好。“不患寡而患不均”长期以来成为中国的思想传统，一直影响到现在。
中国传统的社会治理思想，当然不止这些，还有“顺道”即社会管理要符合客观规律，在公私关系上更看重公，在义利关系上更强调义，主张人际和谐，把“中”视为“天下至理”，等等。
五、以“现代的成长和传统的被发明”来超越传统
对待传统的管理思想，一方面，我们要进行开发，汲取其精华；一方面又要超越它，不能停留在传统上。这样的路径，用我们社会学术语来说，是通过“现代的成长和传统的被发明”来实现的。这里，传统的被发明，一般是通过“重构”（对传统进行某种改造）和“新构”（对传统进行重新建构）来实现的。例如，就公平正义来说，古代的公平观“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只是一种描述，并没有揭示公平正义的实质，这就需要重构和新构。笔者曾在理论上综合马克思恩格斯和罗尔斯等人的观点，现实上根据新中国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给社会正义下一个更为广泛的社会学定义：社会正义就是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配置的公平性和平等性。这里，公平和平等都能表达正义，但它们又是不同程度的正义，正好能够表达社会正义也是有阶段性的。公平就是一种合理的差异，这与平等以同一尺度来衡量形成反差。笔者还提出，社会公平正义有两个维度，即制度安排与百姓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