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社会学与西方的关系
记者：我还发现，在中国社会学与西方的关系中，您过去只说“借鉴国外”，现在又强调要“跳出国外”；同时，您在今年社会学年会的主题报告中还提出：1949年，毛泽东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主要指的是政治层面。现在看来，在学术层面，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是比在政治层面站起来，远为深刻、远为困难的。您对这些问题能否可以展开论述？
郑杭生：中西关系首先涉及政治的层面，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自信心的提升，政治地位和综合国力的提高。在中西关系的学术层面上，理论自觉或正确的学术立场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必须学习和借鉴国外，为什么？因为不学习和借鉴西方，就会脱离人类文明大道，就不可能完成中国的现代化历程。第二，又必须跳出西方的理论框架，跳出以西方为中心的话语体系。这两者缺一不可。这也就是我概括的“借鉴国外，跳出国外”的主要含义。跳出西方，现在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
记者：那么，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郑杭生：一、必须借鉴西方，又要避免借鉴走样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管理的基本经验及其借鉴为例来说。西方发达国家在社会管理的现代性转型中，建立了与他们国情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和社会政策体系，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管理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借鉴。最近，有关的课题组把国外社会管理的基本经验，概括为如下八个方面：一是重视制度建设，改善社会治理；二是强调人文关怀，突出公民参与；三是提倡政府与民间的合作互动；四是法律与道德并重；五是致力于效率与公平的平衡；六是强调政府投入和社会参与的结合；七是重视管理的专业化和精细化；八是重视应用现代科技手段。例如，在第一方面，包括了注意源头治理的经验，即通过确立社会规范、提高社会诚信、建立社会保障，从这些源头上来进行治理。
这些无疑值得我们借鉴。但是，借鉴是非常复杂的，是容易变味走样的。这就要求在借鉴时，要以我为主，注意区分相同和不同、精华与糟粕、适用和不适用、具体做法与贯穿其中的理念。上述经验中有许多国内外是相同的，有些是不同的，即使是相同的，也有同中不同，如程度的不同、具体做法不同等。明确同与不同是为了比较分析，有一个比较的参照系。无疑，我们要汲取外国经验中的精华，但也不是一切精华都能原封不动地汲取的，还要看适合不适合我国的情况；即使是适合我国情况的，还要看是具体做法适合，还是理念适合，或是两者都适合，这些都要做具体分析。因此，我同意曹教授的文章的观点“不能说西方的概念都是普世的”。借鉴要反对的是两个极端：完全照搬和全盘拒斥。不能完全照搬，是因为各国社会政治制度、历史文化传统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社会管理的法律、规则、方式和做法也各不相同。而不能全盘拒斥，则是因为这样做就会忽视世界上社会管理先进的东西，丧失世界眼光，失去参照系，陷入孤陋寡闻。这在全球化和本土化并存的背景下，是万万不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