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个重要根据地，就是我们现在的徐家汇，以及徐家汇附属的土山湾。这里有徐光启的墓地，有马相伯的故居。这两个地方合起来，更是我们上海“西学”的一处大本营。徐家汇地区有上海乃至中国和亚洲最早投入公共服务的天文台、气象台、博物馆、藏书楼；中国内地最早举办的西式学堂徐汇中学；亚洲曾经最大的慈善机构土山湾孤儿院，它附设的工艺院是上海乃至中国油画、水彩画、雕塑、木刻、家具、彩色玻璃、铸铁工艺、现代印刷的发祥地。上世纪 30年代中国最好大学之一的震旦大学，上世纪50年代中国最好大学之一的复旦大学，都是由马相伯资助，在徐家汇创办的。震旦、复旦的学生，在大教堂南面的气象台老楼里上第一课。
徐家汇地区的文化气氛非常浓厚，像巴黎左岸的拉丁区那样。当年，这里的神父、信徒、教授、学生，很多在讲法、意、西、葡语言（南欧民族的语言是拉丁语系）。他们在做弥撒、写著作、翻译的时候，更是直接使用拉丁语。当时，徐家汇确实是讨论学问的地方，完全可以说是一个“上海的拉丁区”。
但是，我一直强调的是，在上海做“西学”，从不是牙牙学语，模仿西方。上海人做“西学”，“崇洋”是有的。到了19世纪，“西学”中的科学、哲学、文化、艺术、技术确实在世界上居领先地位，干嘛不崇拜？但是，上海文化从来不“媚外”。无论是徐光启、王韬，还是马相伯，无半点媚骨。尤其是徐光启、马相伯，完全是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学习先进，服从真理。从徐光启到马相伯，并不是单单传播“西学”，而是把“西学”和传统学术交融，各取所长之后，交融会通，产生了一种新的学问，演变成了上海的“海派文化”。
徐光启曾经说过，“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想要超过欧洲来的“西学”，必须融会贯通地学习；学习之前，首先还要翻译。“超胜”、“会通”、“翻译”，是学术创造的三个阶段。“超胜”，并不是要把西方文化踩在脚下。徐光启的“超胜”意味着，我们为人类创造出了一种“新文化”，作出了史无前例的新贡献。这才是近400年来上海文化的大格局、大企图、大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