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在明代就已成为西方学术和西方文化的输入地。一般以为，上海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即1843年11月14日开埠以后）才成为一个通商口岸，是从“一个小渔村”发展起来的，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单单在明朝万历年间，上海就出现了一系列重要人物，比如徐阶、董其昌、陈继儒、陈子龙、徐光启，等等。其中，由于徐光启，上海在明代就成为了西方文明的输入地。在鸦片战争前200多年，徐光启已经是一位“西学”泰斗。他是明朝万历年间进士，崇祯年间的文渊阁大学士，在“国学”（经学）方面更是一流，表率全国。在徐光启看来，“西学”和“国学”是相互补充的。
三个上海人
他们不仅讲“西学”，连“中学”的造诣也非常之好。他们不单有信仰，还参与了很多社会活动，学问和人格都很完整。也由于他们这样的性格，上海才能成为一个中西文化融合的城市，海纳百川、中西汇通
今天要先讲三个上海人。他们分别是徐光启（1562—1633年）、王韬（1828—1897年）和马相伯（1840—1939年）。他们都是精通儒家文化的传统士大夫，又领导了当时中国的“西学”运动。
徐光启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祖父经商，是城里人。当官后，徐光启在南城（南市区，现在的黄浦区）盖了“九间楼”。徐家在上海西面几公里的地方有块农田。徐光启生前种地，死后安葬，都在那里，就是后来的徐家汇。 1641年徐光启被安葬在此处后，徐家的两户子孙迁到这里耕种和护墓。他的4个孙子也被葬在这里。康熙年间，这个地方就被称为“徐家汇”了。“徐家汇源”在2012年被列为上海市区唯一的4A级旅游景区。
徐光启是明朝万历年间进士，崇祯年间的文渊阁大学士。他既研究经学，也研究“西学”。1600年，徐光启在南京遇见了意大利人利玛窦。 1603年，徐光启入了天主教。徐光启入教，标志着中国第一代天主教徒的出现。此前零零散散有过几个天主教徒，但都没有像徐光启这么重要的人物。
徐光启有科学家、政治家、翻译家的名声。我们说徐光启是政治家，因为他抗清；说他是科学家，因为他研究天文、历法、农学；说他是翻译家，因为他翻译了《几何原本》、《泰西水法》。徐光启为什么会从事翻译，又是怎样翻译的呢？《几何原本》是文艺复兴以后欧洲人从阿拉伯找回来的重要著作，原来就是古希腊的几何学。经过利玛窦的老师克拉维乌斯的研究和整理，欧洲的天文、历法一下子先进了不少。克拉维乌斯制订了《格里高利历》，到现在还能用。以前欧洲的历法比中国落后，汉代、唐代、宋代、元代的历法都比欧洲精确。到了明代，我们的历法不及欧洲了，错误百出。徐光启、利玛窦就决定翻译《几何原本》、编著《崇祯历书》。1644年，清朝人把它改名为《西洋新历》，基本框架一直沿用到现在。徐光启之所以学习、翻译“西学”，因为他是利玛窦的朋友和搭档。他们相互为师，相互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