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相伯懂8种文字，希腊文、拉丁文、法文、英文、德文、意大利文、朝鲜文、日文。在19世纪的中国，马相伯无疑是懂最多种外语的人了。马相伯没有出国，就学会了多国语言，可见当时的上海文化氛围非常之好。晁德莅（Angelo Zottoli，1826—1902）是马相伯的老师，是精通中文的意大利人。他用拉丁文翻译“四书五经”、四大名著，编成《中国文学教程》。他一辈子就住在徐家汇，搭档就是马相伯。马相伯也从事翻译，《新史合编直讲》是马相伯翻译的《新约》。他还将欧洲的经院哲学介绍到了中国，叫《致知浅说》。《马氏文通》是复旦大学中文系陈望道教授极力推荐的，是第一本用西方语法来研究中文的著作。大家一般以为这本书是马建忠写的。我们编《马相伯集》时，经过考订，发现马相伯也参与了这本书的翻译。可能因为马家疼爱小儿子马建忠，就只署了他一个人的名字。
大家要是感兴趣，可以看看这三个上海人的作品。他们不仅讲 “西学”，连 “中学”的造诣也非常之好。他们不单有信仰，还参与了很多社会活动，学问和人格都很完整。也由于他们这样的性格，上海才能成为一个中西文化融合的城市，海纳百川、中西汇通。
早期“西学”在上海
上海人做“西学”，“崇洋”但不“媚外”。从徐光启到马相伯，并不是单单传播“西学”，而是把“西学”和传统学术交融，各取所长之后，交融会通，产生了一种新的学问，演变成了上海的“海派文化”
有迹象表明，上海是中国最早翻译欧洲经典著作的地方，当然，这要归功于徐光启。1619年，利玛窦的学生金尼阁从欧洲回来，带了“西书七千部”。徐光启曾策划让朝廷开 “译局”来翻译。由于此事久议不决，于是徐光启自己动手翻译，并在家乡筹资刊刻。今天的中国哲学史，都说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阿奎那著作的中文译介是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然后开始有大学讲授经院哲学、古希腊哲学。事实上，明朝的时候，徐光启就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De Anima）。徐光启不懂拉丁文，但他有一个助手叫毕方济，在南京做研究，跑来上海和徐光启一起翻译。
徐光启本人研究过中世纪哲学，提到了“四因说”（FourCourses），即世界是由四种原因推动，包括质料因（material）、形式因（form）、动力因（action）、目的因（purpose）。他把“四因说”翻译成“四所以然”，就是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的意思。徐光启，这个上海人，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个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他把人类经验形而上学化，归结成一种对于真理和本体的讨论。而且，徐光启用了宋明理学，即朱熹、王阳明的学问概念来翻译西方哲学，比今天白开水一样的寡淡翻译有意思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