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松江，还有一个传教士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3），也是徐光启家族供养的耶稣会士。清顺治末年的川东巡抚许缵曾之母许太夫人正是徐光启的次孙女，她嫁到松江许家。这个上海女人很了不起，既相夫教子，又领着姐妹做生意。儿子中了进士，官至尚书。她自己组织妇女，纺纱织布，做女工，供养柏应理。柏应理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哲学家孔子》，第一次完整地向欧洲人介绍了孔子和儒家。所以说，上海人并不是拿外国人的钱，为外国人所驱使。相反，上海人是主人，请外国人来做事。
徐光启以后，到了王韬、马相伯所生活的19世纪，上海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国际大都市，翻译、介绍“西学”的贡献就更大了。大致总结一下，当时有这么4个代表性的重要机构。
一是英国伦敦会的墨海书馆。它位于在福州路、山东路一带，今天是仁济医院的所在地，原来叫“麦家圈”，是跟了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的姓。王韬就在那里干活。这一带有医院、出版社、印刷所、图书馆、博物馆，是19世纪上海“西学”的起源和根据地。
二是英美侨民举办的亚洲文会。亚洲文会是英国皇家学会的上海分会，是由一批传教士、基督徒、商人、学者组织建立的。有一位成功英国商人汉璧礼（ThomasHanbury，1832—1907），离开上海时把好几亿财产捐给了亚洲文会。当时的上海市政府工部局就把一条马路改名为 “汉璧礼路”，就是今天虹口区的汉阳路。“外滩源”保留了亚洲文会大楼，现在是一座美术馆。
三是广学会和尚贤堂。广学会大楼也在“外滩源”，尚贤堂在淮海路的尚贤坊北面，是一位美国传教士建立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李佳白（Gilbert Reid，1857—1927）觉得中国文化太有意思，儒家学说太美妙了，不想传教了，想把中华文明介绍到外国去。于是，他就请了班禅喇嘛、王运、杨文会和好多其他学者到尚贤堂谈中国学问。当然，他还是一个基督徒，但他希望把中国宗教和中华文明介绍到世界上去，变成一个跨文明的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