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学”输入的过程中，利玛窦和徐光启一样重要。在徐家汇天主教堂、土山湾博物馆，还有欧洲人的很多著作中，都有他们并列的画像。1672年在基歇尔《中国图说》中第一次出现《利徐谈道图》。画中的两个人，一样高低，表明这两人的地位是平等的。利玛窦也向徐光启学“中学”，把儒家经典翻译到欧洲去。“四书”中的《大学》、《中庸》、《论语》，都由利玛窦翻译成拉丁文。他的学生金尼阁写了《利玛窦中国札记》，把中国描写得很了不起。中国人的很多自我赞美之词，如“地大物博”、“礼仪之邦”、“四大发明”、“四千年文明”等，都是经由利玛窦宣扬出去、再传回来的。
王韬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不是上海本地人，是昆山?直镇人，是较早移民上海的“新上海人”。 1849年，他来到上海，在英国教会机构伦敦会工作。这家机构的主要工作是文化工作，他们办的医院叫仁济医院，办的出版社叫墨海书馆。王韬帮助欧洲人了解中国，同时，他也提倡“西学”，帮助中国人了解西方。他有一本《普法战纪》很重要。1871年，王韬经过法国回中国，赶上普法战争。俾斯麦的普鲁士第一次打败法国。王韬敏锐地感觉到世界上有一个强国要兴起了，这就是德国。《普法战纪》提到学习德国，要变法，要不然中国会落后。当时的清朝不重视，日本人却拼命地读了，还请了王韬去日本讲学。后来，这本书成为明治维新的教材。
王韬是一名基督徒，也是一个儒家士大夫。他不学英文，却为推广“西学”作了很多贡献。他在上海、香港的报纸上写了大量文章，集成了《园文录外编》，里面的见解在同治、光绪年间是非常领先的，被推举为近代“西学”的开山之作。大家知道，康有为、梁启超师徒二人是讲“变法”的。但是，有一次康有为到上海《万国公报》参加征文比赛，王韬主持评奖，只给了康有为一个三等奖。可见，讲“西学”和“变法”，王韬真的是老前辈。
马相伯，更是一个有意思的“西学”人物。他原名建常，后改名良，字相伯。他是江苏丹阳人，家里在丹徒（今镇江市丹徒区）做生意。 1851年，马相伯到徐家汇天主教堂依纳爵公学（后改名徐汇公学）入学，从此成为“新上海人”。马家联姻上海大家族朱家。在当时的上海民营企业家中，开船厂的绝无仅有，那就是朱志尧的求新造船厂。马氏三兄弟建勋、建常、建忠，建勋是淮军的粮台（军需官），建忠是李鸿章的助手，建常也是淮军的幕僚。马相伯学成了“西学”，参与筹建徐家汇的天文台、气象台、博物馆、藏书楼等。到了1876年，他却和教会闹翻离开了，投身到李鸿章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