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无论是“西学源出墨学说”，抑或是“西学与墨学相合说”，说到底，还是过于强烈的民族优越意识和文化本位心态，渗透并影响于学术研究的自然产物。这当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不可一概否定，但是，我们更要看到，在这种本位中心观的文化心理驱动和制约之下，学者也同其他国人一样，顺乎自然地进入自我陶醉、舍我其堆的“太虚幻境”之中，这样一来，学术就很容易沦落为民族主义的婢女，而失去客观公允的立场，与理性的科学精神时不时处于一种紧绷的矛盾对立状态，这走到极端，就会制造出诸如墨子与摩西为一人之类的神话。这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了。
当然，我们在今天检讨前辈学者在学术研究事业上的是非功过，应当遵循孟子“知人论世”的教诲，抱有“同情之理解”的态度，能够做到“换位思考”，注意到他们当时所处的特定语境。
换言之，指出他们研究中的局限与不足是简单容易的，也是轻松自在的，可是，假设我们与他们相处在同一个时代，我们难道会有截然相反的表现吗？我想，答案恐怕多半是否定的。
如果我们作为学者，而生活在内忧外患迭至、亡国亡种迫在眉睫的近代，所面临的是“救亡图存”的时代命题，那么也一样会暂时搁置学术的科学性，而去强调突出以中国文化为本位、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学术理念……当然也可能走向胡适、陈序经等人所倡导的“全盘西化”之路；如果我们作为学者，而生活在自“反右”以来、乃至“文革”浩劫的岁月里，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我们也很有可能是步郭沫若先生的后尘，一样写那些溜须拍马、歌功颂德，缺乏学术的东西，毕竟天地之中，只有一个顾准。
所以，我们没有资格轻视和嘲笑我们的前辈。他们的成就是令人羡慕的，而不足与失误却是微不足道，就如子贡所讲的那样，“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我们在今天指出前辈学者学术研究上的某些不足，无非是要唤起自己的自警和自觉意识，知道追求学术真理的道路并不平坦，前人的成功固然是鼓舞我们前行的动力，而前人的遗憾，也是可用来对照自己的一面镜子。尽可能的少走弯路，尽可能的少留遗憾。同时，也可借此来提醒我们自己，学无止境，连饱学如前辈，尚且还会出差错、留下遗憾，那么，像我们这样的学术“素人”，那么就更是应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而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半点的侥幸！
总而言之，“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这永远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