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就是这样一首普通的“爱情诗”，让童书业先生将它与娼妓制度联系了起来，还滔滔不绝引申开去，说它“隐约有娼妓制度的存在”，理由是“东门外为何会有如云的游女……他们和她们怀着什么目标，也就可想而知了。”这恐怕也太求之过深，离题万里了。可它的的确确是写进了严肃学术著作当中，白纸黑字，立此存照的。这不能不说是童书业先生的小小疏漏，也是《春秋史》一书中的软肋。
其他像童书业先生在其《先秦七子思想研究》一书中论说庄子与杨朱为同一个人，断言庄子为儒家孔子弟子颜渊一脉的“后学”，同样也是没有充足证据的推理，在学术上恐怕是难以让人所苟同的。治学严谨的童书业先生尚且如此，当时更多的学者或许也就更下而等之了。
在诸多学术前辈中，比童书业先生走得更远的，可是多得去了。随便举上一例，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学界还曾流传过“墨子为印度人”之类的观点，发明者可不是普通人，而是颇有名望的大学者胡怀琛，他在《东方杂志》、《中国学术周刊》上发表《墨翟辨》和《墨学出于印度辨》两篇文章，后又出版《墨学辨》一书，石破天惊地提出“墨翟出于印度”、“墨翟为印度人”和“墨翟为印度婆罗门教徒”等说法，在当时的史学界引起一时骚动。
更令人惊诧的是，赞同此说者居然是大有人在，如有一位名叫金祖同的学者，就曾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墨子为回教徒考》，更提出墨子为阿拉伯人。这些名教授所申述的理由，就是《墨子·贵义篇》有墨子“色黑”的记载，所以他们就论断墨子是印度或阿拉伯人，这纯粹是一种臆测，怪诞荒谬，实在是太夸张了。如果以皮肤“色黑”来推断墨子为印度人或阿拉伯人，那么就干脆将墨子说成是非洲人算了，因为他们的肤色更加黝黑。
近些时间来，社会上怀旧情绪漫延，不但向往毛泽东时代，而且更对民国时期充满遐想，说什么“民国范儿”。学术文化同样以民国为尚。但是民国没有那些人所想象的那么美妙，同样的道理，民国时期的学术文化也没有优秀到高不可攀的地步，民国时期的学术界固然出过很多的第一流精品，但也不乏胡言乱语的垃圾，一样的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我们在今天，实在没有必要将当时的学术文化成就加以神秘化，神圣化，更是用不着因此而丧魂落魄、顶礼膜拜。
前辈学者自幼接受传统文化的教育与熏陶，学术根抵至厚实，知识积累之丰盈，不是今天的人们所能望其项背的。可是，为什么，有些今天看来属于常识层面的东西，他们也会犯迷糊，闹笑话的呢？这中间一定存在着深层次的原因。我想，这中间最重要的原因或许可以归结于两点。一是“趋时”，二是“自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