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趋时”。
中国是一个拥有长期专制集权政治传统的国度，在这种统治模式之下，读书人与政权之间就很自然地形成了所谓的“毛”与“皮”的关系。读书人没有独立的人格，这就很难坚守有“独立的精神”与“自由的思想”。读书人个人奋斗的终极目标，是为了进入体制，依附于体制，服务于体制，即所谓“学成百般艺，售于帝王家”。
这样的主仆依附关系，决定了读书人一切唯上是从、唯书是从、唯官是从。“上有所好，下必甚之”，这在其学术研究中同样要得到鲜明的体现。于是，必然会削学术研究独立性、科学性之“足”，去适当局的意志和好恶之“履”，必然会导致学术研究结论上的理性价值与文化公信的被扭曲甚至消失，这是不以学者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
郭沫若就是这方面具有典范意义的例子。
在我们那个青少年时代，郭沫若无疑是整个中国文化界、学术界的龙头老大。郭先生是真正的天才，才华横溢、聪慧绝顶，在近现代中国，除梁任公之外，恐怕无第二人了。他搞什么，都能臻至第一流。写新诗，写出《女神》，让其他新诗人黯然失色；研究甲骨文、金文，捣鼓出《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等名山之作，荣登甲骨“四堂”之榜，“堂、堂、堂、堂，郭、罗、董、王” (甲骨文研究领域的最著名四位学者，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董作宾号“彦堂”，郭沫若号“鼎堂”)；研究历史，则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青铜时代》、《十批判书》、《历史人物》、《奴隶制时代》等鸿篇巨制面世；客串戏剧，笔下风云，便有《棠棣之花》、《虎符》、《孔雀胆》、《高渐离》、《南冠草》、《屈原》等历史剧引领风骚、独占鳌头。这种才情，这种气概，他人是望尘莫及的。胡适等人，虽与他政治立场不同，但是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遴选时，仍积极提名了他，可见郭沫若的学术水平与成就的确为举世公认，实至名归。
然而，郭沫若先生的品行似乎颇不为人们所欣赏，鲁迅当年曾以“才子加流氓”之形象比喻，加以讥讽。撇开生活私德方面的毛病不说，郭沫若先生的最大问题，是政治上跟风太紧，缺乏文人的应有风骨，投机钻营，是典型的“歌德派”，颇为正直者所不齿。看看他在“大跃进”中推出的《百花齐放》诗集，就可知道一个文人学者如果突破了做人的底线，那真的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郭沫若先生这种政治投机心理，也一定会在他的学术研究中有充分的表现。他的《李白与杜甫》一书就是这方面的生动事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