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无前例的“文革”大浩劫期间，中国学术界可谓是万马齐喑，一片肃杀。整整十年中，除了评法批儒的东西，比较正经的纯学术著作只有两本书，一本是章士钊先生的《柳文指要》，另一本就是郭沫若先生的《李白与杜甫》。可是，你看看这部风靡一时的《李白与杜甫》，真的会教人感叹政治竟然能这样的折腾学术，也堪称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奇观了。
据说，毛泽东比较欣赏的唐代诗人是“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而对号称“诗圣”的杜甫则不怎么感冒(当然，在“文革”前，在“左倾”思潮的影响下，对杜甫也存在着过度拔高的现象，像萧涤非先生那样推崇杜甫为“人民诗人”就大可不必)。毛泽东的看法只不过是他个人的爱憎取向，可是在惯于揣摩上意的郭沫若先生那里，却成为了至高无上的“圣旨”，于是，他就在自己的《李白与杜甫》一书中，极尽贬损、咒骂、污蔑杜甫之能事，斥责杜甫的地主阶级反动立场这就奇怪了(难道李白就站在了劳动人民的立场)。对杜甫的诗歌是横挑鼻子竖挑眼，鸡蛋里面挑骨头，为此，他对杜诗不惜罔顾事实，曲解诗意，任意栽赃，全盘否定。
看看他设的标题，就可以他为了迎合毛泽东的旨趣而对杜甫大泼脏水、发泄莫名其妙的深仇大恨了：“杜甫的门阀观念”、“杜甫的阶级意识”、“杜甫的功名欲望”、“杜甫的地主生活”、“杜甫嗜酒终身”。有的说法真的是过于夸张，到了匪夷所思、令人喷饭的地步。例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明明是一首充满儒家人文关怀的好诗，可郭沫若先生居然能将它说成是反映杜甫反动地主立场的作品，大加鞭挞，无端指责，而且吹毛求疵到了这样的程度：“屋顶的茅草有三重，这是表明老屋的屋顶加盖过三次。一般地说来，一重约四、五寸厚，三重便有一尺多厚。这样的茅屋是冬暖夏凉的，有时候比起瓦房来还要讲究。”这样的论断，如果不是强词夺理，那什么才是强词夺理呢！
郭沫若先生对该诗的抨击并未到此罢休，还在继续：“使人吃惊的是他骂贫穷的孩子们为盗贼。孩子们拾取了被风刮走的茅草，究竟能拾取得多少呢？亏得诗人大声制止，喊得唇焦口燥。贫穷人的孩子被骂为盗贼，自己的孩子却是娇儿……那样的广厦要有千万间，不知道要费多大的劳役，诗人恐怕没有梦想到吧？慷慨是十分慷慨，只要天下寒士皆大欢喜，自己就住破房子冻死也不要紧。但如果那么多的广厦真正象蘑菇那样一夜之间涌现了，诗人岂不早就住了进去，哪里还会冻死呢？”
诗解释到这种程度，哪里还剩下什么学术性，只有泼妇骂街式的霸道，典型的诛心之论，学者文人紧抱政治大腿的结果，就是折腾出这样的“奇葩”！
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具有普遍性的，只是程度有别而已。如有一位著名学者研究《诗经》的著作，虽说是在十年“文革”大浩劫结束后才出版的，但成稿当是在“文革”期间，因此，也多多少少带有时代的烙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