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中间首先是所谓的西器源出于墨学，一些人通过对《墨经》与西方科技的比较，大言不惭地得出：西法、西方器械“尽其伎俩，犹不出墨子范围。”（《邹征君遗书》卷一），大名鼎鼎的黄遵宪也大放厥词，声称“至于机器之精，攻守之能，则《墨子》备攻备突、削鸢能飞之余绪也。而格致之学，无不引其端于《墨子》上下篇。”（《日本国志》卷三十二）
这些学者文人觉得仅仅是西器源自墨学尚不过瘾，于是进而阐发西教源自墨学说。薛福成论断“余常谓西耶稣之教，其原盖出于墨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而陈炽则更为夸张，干脆将摩西与墨子等同为一个人：“阅《旧约》、《新约》诸编，知西教源流实根于《墨子》。摩西者，墨翟之转音也；出埃及者，避秦之事也。”（《陈炽集》，第140页，中华书局）能够如此异想天开、牵强附会，的确称得神奇！
一些学者还是意犹未尽，于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就来了更为了不得的西政源自墨学说。皮嘉祐(著名经学家皮锡瑞之子)著《平等说》一文，颇有勇气地认定，西方近代社会政治学说中的平等观，源自于墨子的“兼爱、尚同”之说：“夫平等之说，导源于墨子，阐义于释氏，立法于泰西……佛法之平等，即出于墨子之兼爱尚同；泰西之人人有自主权利，爱汝邻如己，亦出于墨子之兼爱尚同。”一切都来源于中国的墨家那里，毋怪乎，在他们看来，世界政治已是“墨政”之一统天下，就像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所宣称的那样：“至于今日，而地球万国行墨之道者，十居其七。” 能说出这样的昏话来，你真的不能不佩服说话者的勇气！
由于“西学源出墨学说”也实在太捕风捉影、信口开河，缺乏起码的学术公信力，所以，在学术界风光一段时间后，后劲不足，渐渐地有些难以为继了。但是国人们的自我文化优越感是雷打不动的，不会放弃自我中心为特色的文化“自大”狂热。于是，到后来就变化着花样，悄悄地改“西学源出墨学说”为“西学与墨学相合说”。
梁启超、吴虞等学者乃至孙中山、蔡和森等政治人物，都很热衷于倡导这类观点，什么墨学精神与基督教精神基本相一致，什么墨学精神与西方民主精神息息相通，什么墨家思想与社会主义有实质相同处，可谓天花乱坠，让人看得眼花缭乱、神不守舍。
尤其是墨学精神与西方近代民主精神相通之说，由于有梁启超这样的学术大师阐发，在当时的确极具影响，其一些重要观点，如“墨子之政术，民约论派之政术也”、墨子的国家起源说，“与霍氏、陆氏、卢氏及康德氏之说，皆绝相类者也”、“二千年前吾墨子之学说，与二百年前彼霍布士之学说，何其相类也”（《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七），等等，在今天的墨学研究中，依然受到人们相当的重视，较之于那种徒托大言的“西学源出墨学说”，似乎更显得以学术为本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