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个同学面试北京一家外企，由于时间紧，来回都是乘飞机，光交通费和住宿费就花了5000多元。而我每月生活费才500元左右，买一套像样的行头都嫌贵，更不用说‘打飞机’到处找工作了！”福建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应届毕业生小张来自河南农村，他最近拒绝了湖南一家出版社的最终面试，只因为实在承受不起高昂的求职成本。他告诉半月谈记者：“有的城里同学想当公务员，报个辅导班就几千元；还有的求职花销都上万了，父母陪着到处找工作，跑遍了北京、上海和南京等城市。”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蓝皮书认为，家庭的城乡背景对毕业生的就业机会有明显影响。普通本科院校毕业生就业率的城乡差异最大，城市家庭出身的毕业生就业率（87.7%）与农村家庭出身的毕业生就业率（69.5%）相差18.2个百分点，城市家庭出身的普通本科毕业生月薪（3505元）比农村家庭出身的毕业生（2851元）高654元。
“人往高处走是支撑个人奋斗的最大动力，然而不少贫寒子弟却发现通过奋斗未必能实现‘逆袭’，一些人悲观地认为‘从站上人生起跑线的那一刻就输了’。上一代的资源优势，必须通过公平的渠道进行传递，必须让底层的人看到向上流动的希望。”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卓元说。
一些职业壁垒有固化趋势
就业机会的公平属于起点公平，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就业歧视。半月谈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关于“求职路上”的网络问卷调查显示，学校、学历、性别和户籍是被调查者求职时遭遇过的4种最主要的就业歧视。
中国政法大学对10个城市就业歧视现状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性别、年龄、健康等原因，是遭受用人单位拒绝的普遍因素。“毁容研究生”20次求职遭拒的新闻，乙肝、艾滋病检查该不该退出招工体检项目的话题，均引起了社会广泛讨论。
“同工不同酬”的现实境遇，同样让很多劳动者寒心。江苏某国企员工小黄说，在他们单位，工资条是最敏感的东西之一。一个办公室里资历相当的同事，可能每个人的工资条都不一样。
更有一些不公平的竞争在某些地方以公权部门的“制度化”面目出现。比如一些大城市采用行政手段，将职业分为A、B、C三类，并规定，A类是外来流动人口不能进入的职业；B类是优先让城市居民就业，在城市居民不愿意的情况下，可以由外来人口就业；只有C类才完全对外来人口开放。
复旦大学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系教授任远说，在京沪穗等一线城市，户籍成了职业流动的最主要障碍之一。“外来务工人员很难获得公务员、国企管理层等金饭碗。就是在一般岗位的求职过程中，如出租车司机、站点售票员等，外来务工人员也会受到排挤。”
让公平和体面无处不在
不少受访专家指出，职业的相对公平不是指结果平等，而是指机会平等。各类职业之间客观存在着收入、福利、地位、劳动强度等方面的差别，这是社会分工和不同职业对人的素质要求不同而形成的，没有差别就没有竞争和效率。政府和社会要做的是形成公平竞争的环境、机制，保证个人尊严不因职业的差别而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