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土地财政在城镇化过程中起到了主力军作用。土地财政也是中国的一大创造，许多地方的土地出让金净收入占政府预算外收入的60%以上。自有了土地财政收入，许多地方政府财大气粗，于是指点江山，造城建镇，把大量的财政资金用在了区域开发上。应该承认，土地财政对推进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对推动中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城镇化速度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正是中国特殊的土地制度安排及土地财政，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持续的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保障。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其制度弊端也越来越明显、突出，已经成为今后新型城镇化和可持续发展的障碍。对于土地财政今后的去向，我不赞同一些专家认为的“应逐步退隐历史舞台”。我认为，土地财政今后一个时期还将发挥作用。因为，完全没有土地财政的支持，仅仅靠税收来建设城市基础设施是没有可能性也不可行。关键是要对土地财政体制机制进行改革和创新。比如引入市场机制，用土地财政引导和配套民间资本投资投入；改革集土地管理与土地经营于一身的行政体制，把土地经营职能分解出去；改革征地拆迁制度，合理补偿失地农民损失，或变直接补偿为产业技能扶持，变输血为造血；国家对土地收益的使用支出，要公开透明，严格规范，杜绝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和寅吃卯粮等短期行为。
近年来，伴随经济危机的到来、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大以及在城镇化过程中积累的不可持续因素，本来还比较遥远的逆城市化现象已开始露出端倪，应引起高度警惕。据新华网报道，浙江全省“农转非”数量从2004年的57.7万人降到2009年的18.9万人，降幅高达67%。杭州、义乌、桐乡等地有200多名公务员把户口迁到农村。浙江东阳市江北街道2012年有300余人办理“非转农”，南马镇则有近千名大学生“非转农”。从现象分析，近年出现的逆城市化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民工回潮，大学生返乡，企业出现“民工荒”“招聘难”。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和不够人性化的各项政策，使得农民工和部分困难家庭大学生难以融入城市。一旦家乡有择业机会，他们会义无反顾地回到家乡务农、经商、办厂或继续打工，成为逆城市化的第一拨人流。
第二，被媒体喻为“鬼城”、“空城”的城市成规模出现。究其形成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一些新城缺乏产业和人气，二是一些老城出现资源枯竭和产业凋敝。人进不去，又留不住，城镇化必然衰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