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美国公共管理的分权还表现在它独特的纵向分权上，这就是著名的联邦体制，它形成了美国独特的两级管理体制(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也有学者认为出现了三级管理体制，即联邦、州和地方政府三级管理，原因是联邦与地方政府的联系日益密切)。这一制度结构的特征在于：第一，两级政府在各自权力的范围内行事，联邦政府只能行使宪法中所列举的权力。根据美国著名的宪法修正案第十条规定，“宪法不授予美国的权力、不禁止授予州的权力，由州或人民保留。”这样，州在很大程度上得以防止联邦权力的侵犯。当然，在某些权力上，两级政府可以共享，如征税、举债等。第二，两级政府的关系表现在既冲突、又合作，这是权力上下分割带来的一种必然现象，尽管合作是主要面。随着时事的变迁，联邦政府通过财务方面的权力而日益入侵州政府的权力领域，以至于有人把政府间的关系看成是三级而非两级政府间的关系。但不管怎样，联邦体制的本质特征并未改变。联邦政府的权力在纵向的伸展中受到了严重的制约。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出现过的“新联邦主义”就是遏制联邦政府权力扩张的一种努力。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制度结构上的分权在使行政权在较高程度上独立于立法权的同时，它的行使也受到了立法权的制约。这种制约主要表现在：第一，政府机构设置的法令由立法机构规定。第二，行政机关的活动经费由立法机构调拨。第三，立法机构对行政机关的活动有调查权，以考察其行为有否不当或违法，以防权力滥用。第四，立法机构的决定，以及通过的法律，行政机关必须执行。第五，对行政机关的财务有审计权，对行政人员有弹劾权。这样，在人、事、财这些主要资源方面，行政机构受到了制约。这种状况一方面导致在议会制国家少见的立法与行政在某些问题上的严重对立(例如在预算问题上)，另一方面也给行政机构的行动带来了阻碍，影响其效率的发挥。
在指出了美国公共管理的这一制度性结构安排后，我们要探讨的问题是这一分权结构如何影响了政府的行政过程。
二
如果把政府过程看作是一个由输入、转换和输出构成的连续体的话，那么，由于分权结构的作用，美国公共管理的过程总的来说表现了输入的多样性、转换的分散性和输出的不定性。
从输入方面来看，这一多样性在政府层面上表现为来自横向的(立法、司法)和纵向的(联邦、州、地方)资源极为丰富。这里既有支持，也有制约；既有合作，也有冲突。这一分权结构给行政运作带来了以下的优点：第一，减少决策的风险。由于联邦和各州自成体系，因此作决定时可以避免在集权体制中会产生的“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风险。第二，在一些可能引发社会分裂的重大问题上提供了一种灵活地选择机制，比如在堕胎问题上制定一个全国性的政策可能是危险的，因为支持和反对的人旗鼓相当。而分权提供的一个现实选择就是在禁止堕胎的州的人想堕胎，可以到不禁止堕胎的州去堕胎，问题也随之解决。第三，由于分权，使得地方政府可以针对面临的大量的管理问题在自己管辖的领域里自由地采取有效的解决措施，而不会像在集权体制中采取“一刀切”的做法。比如，在美国许多州竞相下放文官管理的权力时，佐治亚州则取消了该州的文官制度。
另一方面，分权结构的问题在于，分权导致的互为矛盾和互为冲突的资源输入提高了行政系统进行转换的难度。由于在达成共识方面颇费时间和精力，它延缓了转换的速度，增加了转换的成本。它甚至会造成政府工作的中断。一个例子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共和党的国会和民主党总统克林顿在预算问题上的冲突，其结果导致联邦政府关门达10天之久。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财政悬崖”，由于国会和总统在削减政府开支和向富人增税问题上迟迟达不成共识，以至拖到“财政悬崖”限期的最后一天才勉强达成协议。分权结构隐含的行政与国会的冲突在这些事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政府的难以作为表现了它的有限权力。
其次，这一多样性在社会层面上表现为来自政府外部的各种资源极为丰富。美国社会的多元结构使得各种利益集团极为活跃。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以及各集团对政府的施压，导致行政部门因自身利益驱动而出现彼此不一致和不协调，或在一些政策上无所作为。这一利益集团有政府内的，也有政府外的。比如，在美国，州和地方政府都有它们自己的利益集团，如“州政府会议”、“全国都市联盟”会设法向华盛顿的联邦政府施压，以获取补助金、保护性契约、联邦建设计划、都市更新或低价住宅补助等。社会利益集团的一个著名例子是“全国步枪协会”。美国屡屡发生枪击惨案，但严格枪支管制或禁枪却一直遥遥无期。尽管禁枪很难做到(因为美国宪法第二条修正案保证美国人有持枪的权利)，但大多数美国人还是倾向于严格持枪规定。2008年盖洛普调查显示，“49%的人认为控抢规定应该更加严格，30%的人认为应该像以前一样，只有11%的人认为应该放松这方面的规定”。然而，大多数人的意见一直在政府政策上得不到体现，因为“全国步枪协会”反对，尽管它人数不多，但组织精良，影响力强，而当政者又怕在选举中丧失选票，因而在这一问题上一直没有进展。此外，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新公共管理改革运动中政府职能外包的兴起，政府原有垄断提供的公共服务项目被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和私人企业所承包，使得大量的外部输入资源更是直接进入了政府的转换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