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这一输入的多样性还来自国际社会经常不定的变化。这一输入也可能导致不同行政部门因不同的自身利益，以及行政部门与立法机构的不同立场和观点而产生政策上的不一致和前后矛盾。比如，中国人可能还记忆犹新的一个例子是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时期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访美事件，美国行政当局曾以明确的语言表明不欢迎台湾地区领导人访美，并拒发签证。但这一政府决定最终因国会对政府决定持反对意见而得以改变。
分权的结构又导致了政府转换过程的分散性。这主要表现在：第一，转换过程缺乏一个“全面指路”的中央机制。由于行政官员置身于许多互相抗衡和冲突的利益集团之间，因此，“对于应该做什么，应该服从谁，几乎不曾有过什么确定的、为大家所接受的标准”。此外，分散的权力结构使得立法、司法和官僚得以分享权力，这为他们之间的冲突提供了基础。第二，分散的权力结构、输入资源的丰富性以及输入资源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导致在转换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行政自由裁量权，这意味着政府或政府的中下层政府官员能有较多的机会来作出影响执行的决定，或是抵制执行有关的决定。比如，美国国会在1973年通过的《康复法》有一条款规定，在任何接受联邦资助的项目中，禁止歧视残疾人。政府的交通部在一些残疾人的压力下，巧妙地把这一比较抽象空洞的目标最后转化为了要求每一个大城市的公交车都要安装帮助坐轮椅的残疾者上车的装置。第三，分散的权力结构同时也导致在转换过程中出现较多的“权力真空”，并存在一些未被严格定义的权力，因而对它的执行就产生了问题。这是转换过程中行政与立法、联邦与州之间出现冲突的重要原因。同时，它也意味着在转换过程中各方会努力竞争某些权力，以增加其影响。在诺顿朗看来，“各个行政管理机构——公共机构、各部、局以及派出机构都在不断地为政治生存而斗争。在这场无情的行政管理竞争中，官僚们为了维持他们组织的生存，都竞相向下属团体、立法机构、执行机构以及一般公众争夺有限的权力源泉”。第四，分散的权力结构导致一个完整的转换过程被割裂成几个部分。完整的转换应表现为高层官员制定政策并对政策的执行负责。过程被割裂导致的一个结果是，每一部分的责任的确定视结构、功能和政治等诸方面的因素组合而定。这一状况使得行政者往往成了“政治游戏中的一员”，而行政的相对独立性有时被抛弃了。
转换过程中的这种分散性，集中表现在联邦政府决策过程中存在的一个铁三角和问题网络上。铁三角 是由国会小组委员会、政府部门官僚和社会上的利益集团三方构成。利益的分合使得转换的分散性显得尤为明显。在铁三角的结构中，国会小组委员会通常联系并监督有关的政府行政部门，比如美国国会中的农业小组委员会就眼睛盯着农业部。小组中的议员受到社会利益集团的制约(因为能否当议员，利益集团的选择是极为重要的)，而利益集团之间在一些问题上又往往会发生对立。官僚是专家和实际的运作者，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这样，转换活动的中心往往集中于一些与机构管理权限有关的领域，作为有关完整的政府过程就被割裂了。除了铁三角，休·赫克罗认为还存在着一个“问题网络”。在赫克罗看来，这一“问题网络”是一个分散性的集团，无数个博弈者都在这个短暂的网络之中出入，但是又没有任何人明显地控制着规划或政策。如果说，铁三角的根基是利益的话，问题网络更多包含的是知识和情感。问题在于，“这一网络的参与者都试图依靠自身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来获得权力和影响，使本来易于解决的问题变得更为复杂”。转换过程的分散性意味着，行政部门的首要工作并非尽快地处理多种输入，并尽快地将输入的资源转换为输出，而是“形成一个不同结构和政府层次的联盟”。没有这一联盟，政策要么是老样子，要么就是大变。组成这一联盟的一个主要结果是使政策产生一些较少的渐变，而不是对问题动大手术。此外，转换过程中的这种分散性还表现在，随着政府项目的外包越来越多，以及政府在这些项目上垄断地位的被打破，政府的相关权力日益落入了这些承包者手中。这种状况甚至改变了政府的管理形态，也就是在原有单一的等级式管理之上又多了一种平行的网络式管理，正如菲利普·库珀所说，美国今天的“公共管理者是在垂直的权威模式和平行的协商模式相互交叉的情况下运作的。垂直模式的权威、资源和影响力来自治理核心的宪政过程。平行关系建立在合同概念之上”。这样，政府过程的输出就产生了一种不确定性。最终的输出结果视各种力量的分合而定。影响各种力量分合的主要变量有：立法与行政合作的程度、利益集团的参与和影响程度、各行政部门之间的合作程度、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潮影响的程度、总统以及高级官僚的个人素质、社会组织和企业的影响力等。在这里，任何一种变量的变化都可能对输出产生重大的影响。例如，美国著名的使用原子弹决策的推出，其中既有立法机构成员的心领神会，也有最高行政官的审时度势，又有高级官员的力陈利害，从而最终使一股强大的反对力量得到压抑。这一组合的变量中若有一个变量稍微发生变化，那么使用原子弹的决定可能就是另一回事了。再如上文提到的台湾地区领导人访美这一事例，也可以从另一方面来说明因变量的变化而导致政策(即输出结果)的彻底修正。此外，由于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和企业在公共服务项目上参与了政府的输出(这两者的关系通常被称之为“伙伴”关系)，这就导致服务质量往往因提供者而异，而这些不确定的质量的高低同政府是脱不了干系的，这反过来又导致政府对此类的输出加强监管，而监管又往往会出现政府官员“被俘”现象。
